王建辉

 

　　差不多二十五年前，我在武汉大学学习，专业是历史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出版工作，业余有所研究则主要是出版方面的工作问题。约从1996年开始，我将业余研究的方向又转回到所学的历史专业中，对近代以来的出版史做一番研习。那时将近40岁，也刚好投师在章开沅老师门下，做攻读近代思想文化史方向的博士生。那以后的十年来，心力和着艰辛劬力完成了两个课题的研究，出版了《文化的商务》和《老出版人肖像》两部著作。此外还发表了约四十余篇习作，三十余万字。成果不算多，因为是在业余进行的，也算是难得了，故而敝帚自珍，总想找机会将散篇的论文结集付梓。河南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编辑研究的学术出版方面向为重镇，故特请马小泉总编辑审阅予以出版。

　　我做出版史研究，是因为想尽可能结合工作，这也就决定了我的研究格局的走向。我已经做了二十五年出版工作，我想尽可能地发挥优势。这些优势主要是：

　　经验与学术的结合。因为我有做出版的经历和经验，比之高校的学者有职业历练的优势。因为我受过较为正规的学术操练，比之高校围墙以外的学者又具有某些科班优势。所以我的这种格局能够结合两部分的优势而扬长避短。这些成果的发表也体现了这种结合，一半发表在学报上，一半发表在出版专业报刊上。想来也是，出版界的不大容易见得到学报，高校的不大容易翻阅出版报刊。此其一。

　　出版史与思想（文化）史的结合。做出版史研究极易陷入史料的钩沉，缺乏通识，而做思想史研究又容易入于玄妙，难见扎实。我试图打通两者，自辟蹊径。此其二。

　　点与面的结合。也就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所谓面，就是以近代九十年为剖面，因为这是现代出版的起点，也是新中国出版的源流之一。所谓点，就是上海与商务，以上海为中心，因为那里是近代中国出版的中心；以商务为中心，是因为商务是近代以来中国出版的重镇。这是直探本源之法。此其三。

　　图与史的结合。大概是受了“左图右史”的传统的影响，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比较重视图片，有的文章发表时就配有图。这次结集因为忙而未能自己动手，只好委请在做“出版学术网”的章雪峰同志帮助，将我平时积累的一些图片编配入文集。请读者注意，我的这部文集决不枯燥，并不是因为有这些图的烘托，而是论题的新颖和行文没有八股气。此其四。

　　2004秋以后，我所在省份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省委决定让我主持新组建的长江出版集团的工作。这是一件比研究历史更艰难的工作。章开沅老师一直有教导说，研究历史的也要创造历史。为了一心一意做好实务创造历史，很长一段时间我将无精力继续从事近代出版史的研究，也不能“王公卖瓜”了，于是将这些文章集中起来，作为对这一段研究历史的经历的纪念。同时因为不知不觉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吾生也愚，结此小集，也算是对于五十年生命历程的一个纪念。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也供为出版史研究者批判之鉴，以期对学术有所裨益。

　　

2005年春节初稿，2006年春节改定

（作者单位：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与近代文明》，王建辉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

　　

（据《出版科学》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