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和发扬党的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出版学术网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到1991年，已经历了70个春秋。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诞生的，党成立后，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7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人民的出版事业，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出版和传播。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出版和广为传播，成为动员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进行斗争的重要武器。中国共产党人懂得，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实际，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情况，总结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依靠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结合，不断取得胜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同年9月就建立了党所领导的人民出版社。在这之前，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时，一批寻求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就创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共产党》、《湘江评论》和《觉悟》等刊物。这些刊物广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是陈独秀所创办的，这个刊物从1920年迁到上海以后，就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新青年》中大量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且扼要地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共产党》月刊，也是共产党人的机关刊物。《湘江评论》是毛泽东1919年在湖南创办的，《觉悟》是周恩来在天津创办的，时间也是1919年。这些刊物对于批判当时的封建军阀和殖民者的统治，介绍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新动向，起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就是在1920年，由陈望道翻译出版的。

　　人民出版社建立以后，在党的理论家李达的主持下，计划系统地出版马克思列宁经典作家的著作，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反动势力的迫害，只出版了部分马列著作，没有能够按照原计划全部出版《马克思全书》和《列宁全书》。由于人民出版社多次迁移和遭受阻折，出版工作困难重重。

　　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的岁月里，宣传马列主义不遗余力：在抗日战争以前，党所领导的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了一系列的马列著作。据统计，自1927年到1937年这10年间，就出版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新译本70余种，其中《资本论》第一卷，就有4种译本出版。

　　在革命根据地，为普及马列主义理论和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专门成立了中央出版发行部，后来又改为出版发行局。这个最高的发行机构，先后由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李富春和博古主持工作。1939年在延安成立解放社，以及在上海等地先后成立生活、读书、新知等革命书店，相继出版了多种马列主义的著作。为了迎接全国解放，有效地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在解放战争后期，中央在许多理论读物的基础上，重新审编出版了一套《干部必读》(12种)。这套《干部必读》，在50年代还一直再版，受到干部广泛的欢迎。

　　在各个解放区，党所领导的出版机构，翻印和发行了解放社和内地出版的马列著作。特别是在晋察冀、晋冀鲁豫和东北解放区，先后编印了《毛泽东选集》，这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战争年代，内地和根据地还出版了党的理论家和革命活动家们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版和广为发行，对于劳动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很有帮助。

　　1949年以后，党和政府所领导的出版机构，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的出版，其重视的程度，是人们所共知的。新中国成立至今，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近年又重新编译和完成了《列宁全集》第二版的工作。历年来马列著作的单行本不断再版，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的著作，亦广为印行。1991年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新版着重修订了注释，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已发行1000万套。近年来邓小平的著作大量出版和发行，在国内外发生了重大影响。一些革命老前辈、老同志对党在战斗历程中重大决策和战略性理论问题的探讨，这些读物的出版，对于读者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实践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必须重视马列主义著作的出版和宣传，如果放弃或者放松这方面的工作，就是放弃了根本，放松自己首要的任务。社会主义出版工作者还必须引导读者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二、促进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中国共产党人自党成立那天开始，就宣布以解放中国人民为己任。“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贫穷落后的中国人民，不但要推翻人压迫人的旧社会和旧制度，还要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科学水平。愚昧的、没有知识的人是不能当家做主的；要做新社会的主人，就要有文化、有知识。

　　党所领导的出版事业，不但要带动人民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还要帮助人民提高文化和知识。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提高科学文化是没有前途的。现在的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我们要赶上发达国家，必须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早在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党所领导的出版事业就特别注意推动群众识字和提高群众文化的活动。延安和敌后解放区，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出版社和书店就注意出版群众的识字课本和中小学教材。这些识字课本和教材常常由党的交通员负责送到群众手里。延安的纸张和印刷很困难，当时自己制造杂色土纸，以简单的机器印刷，就是在这样条件下，出版了群众的识字课本。1939年延安成立新文字协会，以拼音文字进行扫盲，当时排印这种扫盲课本，成为出版工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延安还出版科普读物，其中《十万个为什么》一书，还印行2000册。其他解放区也把出版识字课本、中小学教材和文艺读物、科普读物，作为重要的工作。太岳新华书店自1940年成立到1944年，共编印通俗读物达241种之多。晋绥解放区，书店除出版课本以外，还出版画报、儿童书刊和地方医药等普及读物。在山东解放区，当时战争频繁，书店有时一日三迁，但仍坚持出版《冬学课本》和其他通俗读物。东北解放区，在解放战争中，书店出版以农民为对象的杂志《翻身乐》、以青年为对象的《知识》和《东北画报》。同时还出版《生产课本》、新年画和《农历》等通俗读物。出版这些读物在于教育群众，帮助群众学习文化，增长知识。

　　1949年以后，人民的出版机构特别注意科学文化书籍的出版工作。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出版战线一方面着手改造旧社会的出版事业，另一方面努力开展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建设工作，当时创建了一大批新的报刊和出版社。对人民科学文化和教育工作抓得很紧，在学校教育方面先后建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庞大的编写队伍，统一编撰课本和教材。50年代大力抓社会的普及教育，先后建立了科学普及出版社、农村通俗读物出版社。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人民出版社，主要出版通俗读物。为发展科学技术，50年代还陆续建立了科学出版社和机械工业、铁道、交通、建筑工业等专业出版社，努力出版自然科学和专业技术方面的理论和实用科技读物。由于工作中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科技出版工作受到极大的重视，出版了大批中外科学名著与应用科学读物。早在1955年7月，文化部关于出版科技杂志的问题，在通知中即指出：“出版高级科学技术杂志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不仅对于开展学术研究和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对外宣传上也有重要的意义。”通知要求高级科技杂志应加印高级纸本，以适应出口的需要。在50年代和60年代，主管科技出版工作的国家科委，为促进科技读物的出版，会同文化部多次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提出意见，改进工作。

　　文化是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促使经济向前发展。在革命时期，文化要为革命作出贡献，服从革命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要有利于社会主义，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出贡献。出版事业是文化事业，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要为发展社会主义而努力，要为人民服务。

　　在学术和艺术问题上，提倡不同学派和不同流派互相竞赛。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要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各种学派和艺术流派都可存在和自由发展。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应如何对待外国和中国古代文化。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当然，这种吸收，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待中国古代文化也是这样。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对待古代文化，亦应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对于繁荣和发展学术与艺术，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方针的提出是有背景和有来由的。50年代因为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存在，有两个阵营的对立，当时曾提出：“一边倒”，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是应该理解的。但是，对待学术问题，就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态度。例如对待遗传学，认为李森科学派是社会主义的，摩尔根学派是资产阶级的，当时有一种倾向，推行李森科学派，批判摩尔根学派。这样对待科学问题，就走进死胡同里去。实际上这是照搬苏联的论争，这种论争也反映到中国来。还有，对待一些理论问题，也有简单化的倾向，例如有人写信向中央反映，说一位苏联学者在中国讲学，不同意毛泽东对孙中山世界观问题的论述，认为应该向苏联大使馆反映，要进行干预等等。毛泽东知道此事，就提出“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都可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禁止。”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对待艺术问题，应“百花齐放”；对待学术问题，应“百家争鸣”。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也阐明了这种思想。

　　对待学术问题自由讨论的思想，在党内已酝酿了一段时间。例如在1955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这个文件虽然强调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但是也明确了界限。文件指出：“解决学术问题的争论，应该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

　　50年代，为了推动学术研究和丰富艺术创作，当时制定了系统出版翻译世界名著的长期规划，制定了整理出版古籍的成套规划，这些正确的作法，在今天仍在继续进行。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极左思潮的干扰，当时一些正确的做法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一些长期的规划，也没有得到贯彻。

　　编辑出版书刊，没有自己的基本作者队伍，将是一事无成。定期出版刊物，没有观点一致的学者作家共同工作，要办好刊物，也是不大可能的。书籍的出版也是一样，没有一批有学问有水平的作者为你写作和审稿，帮助你工作，要办好一个出版社，也是不可能的。

　　30年代，邹韬奋所创办的生活书店以及先后建立的读书、新知等革命书店，他们出版社办得如此成功，重要的经验之一，是团结了一批思想进步的作家，为他们编书和写作。翻译马列著作，如果没有翻译家合作，也不会出版得这样多和这样快。据老同志回忆，读书生活出版社为出版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出版社派出七个人在上海工作，仅用半年时间，于1938年春就出版了180万字的全译本。当时郭大力一面翻译，一面整理排印，如果没有郭大力等人的努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版，也是不大可能的。按照现在的工作条件，这样的工作效率，也是不可想象的。

　　1938年胡愈之同志在上海主持复社，为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组织了一批抗日救亡人士和革命同志进行翻译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就出版了这部巨著，在社会上发生了重大影响。1938年《鲁迅全集》的出版，也是在胡愈之同志主持之下，团结一批进步朋友共同工作，这部600万字的全集，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全部出版。许广平在全集的编校后记中称道“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

　　人们记得，在50年代初期，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早年，都有一批人专门为这两家出版社编书撰稿，特别是有一批专门翻译工作者，按照出版社的计划进行工作，保证出版社的任务按期完成。后来恢复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也有一批人专门为他们翻译世界名著和整理古籍。这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很值得记取和发扬。

　　在战争年代里，延安和其他根据地，书刊出版物常常和其他文件一样，由机要交通输送到读者手里。发行工作，作为先进思想的传播机，向广大读者传送精神食粮。书报送到读者手里，有时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甚至遭受敌人的狂轰乱炸和残酷的扫荡。发行工作者具有无私奉献和勇于牺牲的精神。

　　生活书店对读者竭诚服务的精神，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誉。该书店专门成立服务部，办理为读者找书、购书等事宜，与读者取得密切联系。读者就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对象。据在生活书店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抗战时期该书店有三条工作原则：“1．促进大众文化；2．供应抗战需要；3．发展服务精神。”还特别说明成立服务部门计划要大，但要从小做起，要切切实实地为读者服务。

　　编辑出版工作，是科学文化工作，编辑工作者没有相当文化水平，是不能胜任的。有文化水平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也不能胜任。做为一个编辑，如果对稿件不能做出基本的判断，不能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就不能算是称职的编辑。编辑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就要有政治、理论与文化上的素养。

　　在革命根据地，许多地区的党报就办有编辑记者的培训班，专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50年代初期，中央宣传部就办有新闻干部培训班，调集新闻院校毕业的学生与在职的干部，进行系统训练，毕业后分配到各个报刊出版与宣传部门工作。“文革”前，文化部办有文化和出版方面的训练班，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现在我们有若干大学，如北大、清华、南开、复旦等大学，都举办有编辑专业，专门培养编辑干部，毕业后输送到出版部门工作。北大还有一个古典文献专业，过去是在中华书局倡议之下开办起来的，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主要分配到中华书局以及搞古典文献研究工作的单位。中华书局由于有了这批干部，工作开展顺利，对古籍的编辑出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各地都办有不少的编辑出版培训班，短期的、较长期的、脱产的与不脱产的，这对于提高干部水平，都很有帮助。

　　印刷和发行工作方面，也需要积极培养干部。印刷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特别是现在科学发展一日千里，印刷技术不断更新，不培养技术干部与工人，就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发行工作者，也必须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工作人员，没有相当文化和业务知识，也难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现在一些大学如武汉、安徽大学都开办有发行专业，专门教育与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无论是出版社还是其他出版单位，只要队伍素质好，内部比较团结向上，领导也还得力，这个出版社和单位的工作一定开展得好。出版工作是负有传播精神文明的工作，是教育人的工作，党历来注重教育培养这方面的干部。过去是这样，今后更应强调。队伍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能忽视。

　　在革命年代，党所领导的出版社与书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强调要做好出版工作。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就对出版工作提出任务和要求。决议规定，每个地方党组织有权出版党的宣传刊物，但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在革命各个时期，党中央多次发出通知，要求重视出版工作。1939年5月，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强调要“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马列主义刊物书籍，组织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与读书会等。各级党委应经常注意与检查党的发行工作，运用公开发行的一切可能之外应立即建立党内的秘密发行。”1941年6月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强调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善于充分地利用这些武器。指示强调“办报、办刊物、出版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出版工作多次发出指示。直至1983年6月，党中央与国务院又作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决定强调为了更好地发挥出版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迫切需要加强并改善党和政府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决定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有关部委，要把出版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每年至少讨论一次。

　　中国共产党建党70年以来，出版工作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总方针，宣传马列主义，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现在90年代刚刚开头，进入21世纪还有相当一段路程。党在十三届七中全会中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出要在本世纪末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这个宏伟的规划，全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努力工作，才能达到。十年规划对出版也提出了要求，“出版部门要坚定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多出一些优秀读物。”出版工作是社会主义整体工作的一部分，应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总路线总方针指引下，做好本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