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期刊史的发轫时期-出版学术网

　　我国境内最早出现的现代含义的中文期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它的英文名称是“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按照现代的译法就是《中国月刊》或《中文月刊》。这份刊物于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8月5日创办于马来亚的马六甲，木板雕印，形式像一本中国32开本大小的线装书，每期7页(14面)上下，每面8行，每行20字，每期2000多字，有时附有木刻插图，出至1821年(清道光元年)停刊，共7卷。

　　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罗马教廷与清王朝发生冲突；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清政府下令把内地的传教士全部遣送到澳门；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清政府执行闭关锁国政策，正式拒绝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进入，也严禁中国人出海，违者永远不许回国。其后，虽然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进行贸易，对于传教士却是严禁进入的。马礼逊是英国伦敦布道会正式派遣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绕道美国，虽于1807年9月进入广州，但只能藏匿在美国商馆。他见到在广州、澳门不能进行传教活动，就退居马六甲另做打算，后于1815年在英国另一名传教士、他的同学米怜(William Millne，1785—1822)协助下，创办了这份《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0年以后，1825年5月11日，马礼逊在伦敦布道会谈及：“对于识字者，应充分使用印刷品。如此传播知识，较教师更为广泛。如此，可以深透入国王或统治者的王宫，学者的书房，穷人的木屋。更何况在有些地区，外国传教士根本就不受欢迎。”^[1]这些话，是他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背景和目的的理论概括。所以，这份刊物既是中国第一份现代含义的期刊，更是清政府闭关锁国近百年后作为“西学东渐”载体的第一本刊物，它打开了中国久闭的窗户，因而具有特殊意义。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署“博爱者纂”，刊物由米怜主编，协助的人中有一名中国人梁发(亦叫梁亚发，1789—1855)，他有时以“学业”或“居士”为笔名为刊物写些稿件。梁发，广东高明(今高鹤人)，出身贫苦家庭，后成为雕版工人，由米怜施洗参加基督教，并随米怜去马六甲。他是第一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是我国第一位近代期刊的编辑。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传播基督教为目的，虽然名为“察世俗”，实际上，每期中宗教内容占到80％，世俗内容只有20％。世俗方面的内容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如《论亚细亚列国》、《论有罗巴列国》等)，以及天文知识(如《论静星》，按“静星”即“恒星”)等，几年以后又增加儿童专页。在这2000多字的篇幅中，长短文章搭配，颇见编辑的巧思，既有长篇文章连载，也有一二百字短论、小故事，以及有三言两语的警句或短小的诗词。米怜说，读者中“上中下三品”皆有，为了尽量满足各种人的需要，各方面的内容，“神理、人道、国俗、天文、地理、偶遇，都必有些”，^[2]因此文章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庞杂，是这份刊物的明显特色。又因为读者中主要是贫苦人民，文化水平不高，刊物的文字就较浅显。米怜为了力求把刊物编得生动活泼，还采用一种对话录体，即以两个人一问一答的方式来宣传宗教教义，影响所及，后来的宗教刊物或有些世俗刊物也采用这种文体。

　　这份刊物最初每期印500份，免费赠送，三年后增加到1000份，1820年至1821年每期曾印到2000份，主要在马六甲、安南、暹罗等地的华侨居住区散发；在逢到广东举行县试、府试、乡试时，便由梁发带到广州，与宗教书籍一起散发给赶考的读书人(1836年洪秀全得到的一本《劝世良言》便是梁发散发的)。四年以后，米怜说：此刊“分散于中国几省人民中”，连同东南亚的华侨社会，共散发“三万有余”。^[3]

　　在我国境内创办最早的一份中文期刊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1833年8月1日创刊于广州，由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亦译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est Gutzlaff，1803—1851)与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等共同创办，郭士立任主编，署“爱汉者纂”，在广州出版了两年(其中曾两次休刊)，1837年2月在新加坡正式复刊，约在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4月停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姊妹篇，每期12页(24面)上下，近4000字，篇幅增多。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的盲目自大，很使欧美人愤愤不平，《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除了传教以外，郭士立说，还有一个目的是：中国人“仍然自称是世界上第一个民族，而把其他民族看成是‘蛮夷’”；这个月刊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刊物不必谈论政治，也不要在任何方面使用粗鲁的语言去激怒他们。这里有一个较为巧妙的表明我们并非‘蛮夷’的途径，这就是编者采用一种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4]。这样，这份刊物的宗教内容就减少，所谓“摆事实”的世俗内容就增多，开设“新闻”专栏，并介绍西方的史地、哲学、司法、天文、工商业、文学、科学等等方面知识，还常常刊登进出口货单和价目表，内容较《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更“杂”。刊物在形式上仍然是一本古书式样，但也有创新，每期卷首都列出目录，栏目基本不变——这两项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不少刊物仿效的模式。

　　在编辑方法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不登长文，不连载，文章力求通俗，并刊登一些华侨写的国外见闻一类文章，让海外华人与国人对话，来增强大陆华人对刊物的可信任感，例如曾经刊登一位旅英华侨的《兰敦十咏》来介绍伦敦的位置、气候、市容、人民生活及风俗等，其一为：“海遥西北极，有国号英仑；地冷宜亲火，楼高可摘星；意诚尊礼拜，心好尚持经；独恨佛朗嘶，干戈不暂停。”又如其五为：“两岸分南北，三桥隔水通；舟船过胯下，人马步云中；石磴千层叠，河流九派溶；洛阳天下冠，形势略相同。”从诗句看，这位华侨是一名很有中国古诗修养的知识分子。

　　郭士立、马礼逊、米怜等这批传教士都是中国通，他们会说粤语、官话，甚至闽南语；他们懂中文(用中文写作尚未达到通顺程度)，能读懂中国古籍。《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封面上都刊载孔子语录，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多问，择其善而从之”等。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各期的封面上，孔子的语录还常常更换；刊登在它第一期上的《序》短短700字，竞用了七个“子曰”，也即引用了孔子的七段语录(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说明他们对儒家经典是下了功夫的。首创者米怜对此颇为得意，他说：“对于那些对我们的主旨尚不能很好理解的人们，让中国哲学家们出来讲话，是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的。”^[5]《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后期还刊登李白和苏东坡的文章、诗词，但下结论说，欧洲的诗歌如希腊的荷马和英国密尔顿的作品实为“诸诗之冠”，这已是“西方中心论”的口吻了。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香港被英国侵占，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五地辟为商埠，也能自由传教；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又成为通商口岸，外船允许在长江航行。中国门户洞开以后，刊物先在五个通商口岸出现，在香港有《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月刊，1853年)，在宁波有《中外新报》(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先为半月刊，后月刊，1854年)，在广州有《广州新报》(The Canton News，周刊，1865年)等。

　　在五个商埠中，上海位于物产富饶、文化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点适中，扼南北交通要冲；长江这条黄金水道通向中部和西部，有广大繁华、富庶的腹地，优势是明显的，所以，传教士和外国商人都把上海选择为最佳的活动基地。海运业、进出口贸易业、金融业、印刷业发展都很快，这些行业吸引着各种人才集中到上海。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1860年，宁波的花华圣经书房迁到上海；1864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成立；1866年，英商在上海成立同治印书馆；1868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开馆；1872年，英商美查创办了《申报》。门户洞开以后，上海在各个商埠和全国，它的印刷业和出版的书刊均占第一。

　　1857年(清咸丰七年)，上海最早的一本中文刊物《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问世了，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主编，墨海书馆出版，每期在13—18页之间，一万字左右，形式上仍然类似今天32开本的一本线装书。伟烈亚力在《小引》中说：创办这份刊物的目的是“通中外之情，载远今之事，尽古今之变”。他说：“曰稽中国，载籍极博，而所纪皆陈迹也”，而西方在“化学”、“察地之学”、“鸟兽草木之学”、“测天之学”、“电气之学”等领域，“超前轶古，启名哲未言之奥，辟造化未泄之奇”。《小引》强调“帝子耶稣，为救世主”，“自宜阐发奥旨，藉以显厥荣光”。伟烈亚力最后说：“呜呼!疆域虽有攸别，学问贵相知”，他希望这份刊物能使中西方互补短长。

　　《六合丛谈》虽然也是一本宗教刊物，但传教内容亦显著减少，新闻增多，也刊登了商人需要的信息。在编辑方针上，我们看到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轨迹，因为《小引》中的潜台词是：“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这也确是事实)在栏目的设置上，也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类似。现把创刊号的目录全抄如下：

　　以后上海出版的刊物有1862年7月创刊的《中外杂志》(Shanghai Miscellany，月刊)。1868年有《中国教会新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Allen，1836—1907)主编；1872年8月改名为《教会新报》。这份刊物的宗旨是联系教友和沟通传教信息，读者对象是外国传教士和信教的华人，影响不大，但从1872年第204期起，世俗的内容逐渐增多，到1874年9月5日第301期起改名为《万国公报》以后，宗教的味道大大淡化，实际上转化为一份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刊物。改名为《万国公报》后的目录如下：

　　《万国公报》周刊出版到1883年7月28日第750期停刊，一停停了六年，于1889年2月才复刊，成为广学会的机关刊物，并改为月刊，册数另起，篇幅由8页扩充到12页、16页，仍由林乐知主编，也仍然是一本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刊物，但也有明显的变化，即时评增多，并有中国知识分子投稿参与，如1895年的第69—70期曾连载孙中山(署广东香山来稿)的上李鸿章书。现把复刊后的《万国公报》(月刊)第1期要目介绍如下：

　　此外，便是属于新闻的“各国近事”，举凡政治、经济、建设、司法、外交、教育等方面都有报道，如“大英国：英中相关；金贵银贱。大俄国：火车覆辙；建筑铁路；新建铁甲。大美国：例易民主；木棉畅收；男女向学；通商得利；同诚感谢。大法国：拟修国法；火轰煤矿。大德国：德皇出游；赠馈礼仪；议增国用”等等。

　　协助林乐知编辑《万国公报》的有英国传教士韦廉臣、慕维廉，中国知识分子沈毓桂(赘翁)、蔡尔康(铸铁庵主)、袁康(竹一)等。沈毓桂是中西书院的“掌教”，一度担任《万国公报》的主编；蔡尔康是广学会的职员，曾一度担任《申报》的主笔。他们用真名或化名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

　　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评论，大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外交事务，小到一般的具体问题都有，如《中美关系略论》(林乐知)、《新政策》(李提摩太)、《治国要务论》(韦廉臣)、《治河说》([美]李隹白)、《论铁路之利中国急宜扩充》(附图)、《学校宜广说》(古吴老人)、《论通商大局》(局外旁观人)、《澄清吏治论》(金陵棣华馆主人)等。政论家王韬是《万国公报》上经常出现的作者(有时是转载他在别处发表的文章)，如1891年6月至8月的第29—31期连载王韬的《变法自强》，1892年的《平贼议》(署别名天南遯叟)1892年9月转载王韬发表在《申报》上的《救时刍议》等。有时一期刊登王韬的两篇文章。

　　《万国公报》是传教士创办刊物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杂志，1898年全年印了39，200册，每期在3000册以上，读者对象广泛。林乐知说：“《万国公报》是总理衙门经常订阅的，醇亲王生前也经常阅读，高级官吏也常常就刊物中所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林乐知和李提摩太等这批传教士认为《万国公报》已经是“一个影响中国领导人思想的最成功的媒介”。^[6]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也很热衷阅读这份刊物。1897年10月底的《广学会年报》(第10次)还登载“高丽国王，现为皇帝，是《万国公报》的老读者，林乐知博士也收到他写的同样表示感谢的信。林乐知博士还从孔子家乡山东曲阜收到孔子后裔孔令伟写来的信，信中说：‘去年我看了你编的《万国公报》，知道你很爱中国，对此我很感谢，附上购书单一份，请告这些书的价目。’他还在信中寄来一篇反对缠足的文章请《公报》刊登”。^[7]《康南海自编年谱》载：“光绪九年(1883年)……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8]《时务报》的两位创办人汪康年、梁启超也都是《万国公报》的读者。^[9]

　　如何估价《万国公报》的影响，长期以来，见仁见智，有不同的看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鸦片战争以后，志人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粲然皆昔所未睹也。”梁启超直接受西学的影响，他的现身说法，对我们作出判断有重要参考价值。《万国公报》扩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它传入的西学，它提倡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对具有忧患意识的爱国人士，自然拨动他们的心弦，激发起对祖国命运和前途的思考。康有为等维新人士，选择创办刊物来发动维新运动，宣传变法，《万国公报》和其他有关“西学”的书刊，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思想准备和参考系数(康有为最初创办的宣传刊物就叫《万国公报》，后经李提摩太提出意见，才改名为《中外纪闻》)。

　　中国期刊史是从外国传教士创办中文刊物开始的，此后，宗教刊物一直在这个领域中占有主导地位；以后，外国商人介入这一领域；再后，中国人自己创办刊物，在维新运动时期形成我国第一次期刊蓬勃发展，并占据主流地位。1872年4月底，英商美查与人合资创办《申报》，同年11月，即创办了《瀛寰琐记》，是外国商人进入这一领域的标志。《瀛寰琐记》，月刊，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本文艺刊物，刊登诗词曲赋、游记、人物传记，并刊登翻译英国小说《昕夕闲谈》(译者蠡勺居士)，1875年1月停刊。以后《申报》馆又创办了同类刊物《四溟琐记》和《寰宇琐记》。1876年《申报》老板美查创办点石斋石印书局，于1884年创办《点石斋画报》，旬刊，由吴友如主画，于1898年终刊，刊期长达15年。刊物配合《申报》报道的新闻，发表政治、时事、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图画，画笔细致，印刷精良，很受读者欢迎，是一本有影响的画报。随之出现的一批石印画报，有《训蒙画报》(1886年)、《孩提画报》(1886年)、《成童画报》(1889年)和1890年吴友如主编的《飞影阁画报》。

　　我国最早的一份画报是1874年2月在广州创办的《小孩月报》，同年10月迁至上海由美国传教士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1830—1917)主编，后改名为《月报》。这份儿童画报设有诗歌、故事、名人传记、博物等栏目，附有精美的铜版图，得到广泛好评。《小孩月报》还曾连载《论画浅说》，介绍透视、色彩学、构图、素描、写生等西洋绘画理论和技法。范约翰又于1880年创办了一份《图画新报》，插图用黄杨雕刻，亦极精美。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到北京的外国传教士多了一些，但传教还是没有在开放的商埠自由。1872年8月，美籍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1827—1916)与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等在北京创办《中西闻见录》，月刊。这份刊物除报道国内外“近事”的新闻(如英国近事、美国近事、德国近事、上海近事、汉口近事等)外，主要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1875年8月，《中西闻见录》宣布停刊；1876年2月，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ver，1839—1928)主编的《格致汇编》在上海创刊，在封面上标有“是编补续中西闻见录”字样，但《格致汇编》绝少人文内容，纯粹是一本数理化、天地生，无所不包的综合性科学杂志，有理论文章(如《格致理论》、《格致新法》等)，但以普及科学技术的知识为主，如《气锤略论》(附图)、《韧性玻璃》、《印布机器》、《城中多种树木之益》、《热水泉》、《论轻气球》(附图)、《地震说》、《养蜂获利》等，还有科技人物传记。《格致汇编》先为月刊，第48期后改为季刊，共出60期，从创刊到1892年终刊，其间曾休刊两次，第一次两年，第二次八年。1876年的创刊号上有我国化学家徐寿作的《格致汇编序》，改为季刊的复刊号上有曾出使英国的薛福成和王韬的序。《格致汇编》是一份颇受欢迎的刊物，它开辟的“互相问答”一栏，回答南自香港、广州，北自北京、天津的全国各地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

　　自从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开展维新运动，和1896年秋《时务报》创刊以后，到1898年秋戊戌政变发生这段时间里，维新派在上海、长沙、杭州、温州、无锡、澳门等地创办了一批刊物，形成我国期刊史第一次勃兴时期，从而结束了发轫阶段。1898年，上海广学会一名牧师这样描述说：“至于杂志期刊，我们在1895年2月找到的只有八份，而且都与传教工作有关。其中五份是在上海出版的，其他三份是在北京、南京和福州出版的。”“现在出版这种期刊的至少有三十五份，其中二十五份是上海发行的，它们大多数都是由中国人自己办的，其宗旨几乎都是宣传启蒙和变法维新。有几份专门从事于‘医药’、‘农业’、‘数学’、‘大众科学’和‘教育’的研究，还有约十种是由传教士团体和中国基督教会出版的。”^[10]

　　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进入中国大陆起，到1894年年底近80年的这段发轫时期，在我国各地出现了多少种中文期刊，已经难以做出很精确的统计，现在根据宋原放先生的《近现代中国出版大事年表》(收入他的《出版纵横》一书)做的统计，先后约为53种刊期长短不同的各类刊物，其中上海占29种，品种和数量均占首位。

　　[9]汪颂谷在《任公事略》中说：“丙申七月，创建时务报馆。是年吾国尚止有日报无杂志，有之，则为广学会月出一册之《万国公报》。时承中日战役之后，钱塘汪穰卿进士与任公议，谓非创一杂志，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状，不足以开民智而雪国耻。于是有《时务报》之设。”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这条资料还使我们有理由推断：汪、梁两人在商讨《时务报》的编辑方针时不排斥与《万国公报》作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