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练在书评学领域里 ——从《书评散论》到《思想的背影》-出版学术网

　　在雁斋的中华书文化文献特藏中，有一册扉页盖着阴文方章的《书评散论》，这是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秘书处的赠书，大抵是1990年春，我出席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图书评论研讨会”期间获得的会议赠品。

　　这是一份“薄礼”——那书只有几两重，是小32开平装本，不到290页，定价三元两角；但确又是一份“重礼”——以专业著述馈赠各地书评同行，在“宝剑赠与烈士”的深情厚谊之外，显然更有着作者那份自信的展示和直面商榷的勇气在。而学会秘书处促成其事，除了乐观其成的扶植外，也更多一份提倡叫板、鼓励挑战的用意在。因为“擂台精神”，该是一门学问知识系统化和学识精湛化的活力源，更是一个学科通过理性的争鸣，走向基础坚实和形象坚挺的智慧泉。

　　王建辉所著《书评散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是他1982年夏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以后，在湖北人民出版社从事图书编辑五年间，所写书评作品和书评理论文章的第一本结集。他在1987年底所写“后记”中说：

　　我的职业是编辑，自然成天要和书打交道，书海生涯使我要对各种各样的书籍品评一番，于是我也就摸索着变换着用各种形式来撰写书评，日积柴薪渐渐地便对书评有了一些感性认识，便也就产生了写作这样一本小册子的念头，竟然不惮力薄，在这样一片荒原上耕作起来。

　　说这是一片荒原并非臆说。前辈作家萧乾五十多年前曾写过一本散记形式的《书评研究》，被认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书评研究的唯一硕果，自有其开创之功。然而时过境迁，今日中国与五十年前之中国相距何止天涯，读书界不同了，书评状况亦非昔比，书评研究显然亟需新的探索……

　　显然，正是来自于编辑写书评的职业实践和经验层面的“问题意识”，让作者有了步武前辈，继承先志，在书评写作和书评理论两个领域同步前行的壮志。这是一个可贵的起点。

　　《书评散论》的篇章，大抵分为有关书评的理论、实践、写作的技巧，以及自己的书评作品四辑。旨在解说书评写作中最需要的鉴赏能力、写作能力和创造能力，突出强调了书评写作的实践性意义。

　　在该书“小引”《书评与你》中，他总结指出书评写作对于写作者个人的意义，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曰增长知识；二曰增强鉴赏能力与分析能力；三曰促进专业研究；四曰提高大众普及能力；五曰培养逻辑论证和理论思维能力。他说：

　　书评对于个人是如此重要，每个读书人都应当而且可以写书评。当原来只作为接受对象的普通读者拿起笔来，诉诸文字，写下乃至发表自己对图书的感想、意见、批评，造成一个人人写书评的可喜局面，无疑可以提高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改善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提高整个民族的读书水平和文化素质。

　　写好一篇书评往往需要写作者多方面调动思想水平、生活阅历、知识积累、表达能力乃至才情禀赋诸方面的修养和储备。书评写作实践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要求写作者下水游泳，在写作实践中勤学苦练，并且要多方面地培养和锻炼自己，这样才能“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器而后识器”，也就是俗语说的“熟能生巧”。

　　作者对于书评写作实践的推重，来自于他自己的一段宝贵的经历。这在他的第二部集子《人在书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3月版）的“代后记”中自有交代。早在高中时代，他就曾写过评论性作文；到大学期间，更有过发表文评和史评的经历。难得的是，他曾经将从事评论所搅起过的一些“小风波”，视为写作评论的“欢乐”，说明这是一个不怕惹是生非的人——而这些，无不构成了他成长为当代知名书评家之一的慧根和潜质。

　　由于我的学术路数对自己的塑造，我的书评属于比较庄重的那一种类型……我确实有着一种信念，评书恐怕也不只是书评，最重要的是理性精神。因此我所作书评，极注意言之成理严谨周密，这是书评以理服人所注定的。一位朋友秋禾说“书评所贵的是学术性的谨严”，“逻辑的严密的论说则往往是书评为优秀之作的关键”。我将以自觉的意识努力去强化我既定的风格，并以此去书评之旅聊为一军。当然学术性的谨严是我追求的一种主要的风格，它并不排斥我自己对多样化风格的尝试。

　　大凡事出必有其因，推究其因求取其理，方能昭然若揭其果，明白其间的因缘际会。原来作为武汉大学历史系1978级学生，他曾经接受的是历史学的科班训练，加以对哲学的一贯爱好和对诗歌的曾经痴迷，因此，当他在湖北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的职业岗位上，寻找到了书评写作这个实践平台以后，原本的知识特长和学识特质，也就顺理成章地使他追求起所谓“理性精神”、“实证思辨”乃至文章“情采”来，显得游刃而有余。

　　第二本结集《人在书旅》成书时，正是他大学本科毕业十周年。他总结其体会道：“书评家需要杂，也就是要有广博的知识与学术储备，而在这个结构中文史哲是支撑这个平面的三个支点。书是一片大海，书评者没有海一样广博的知识的胸内之海，身外之海与身内之海是无法真正汇流与沟通的。游刃有余的书评作者应当努力作通人，至少也得是个博学之士。”这是心得之言，也是甘苦之音。

　　当其时也，王建辉先生对于书评研究的雄心依然不减。他回顾道，自己曾经把一大部分精力，“用来研究书评，并把研究书评和研究其他学科学术评论形式结合起来，把书评和其他评论体式相互融合”，甚至试图建立一种广义的批评学，或称为“广义学术文化批评学”，以便将书评、文学评论、学术批评等纳入其中为一个个分支，他期待以此形成书评的一种“大评论意识”，改变其“小家子气”。为此，他尝试着：

　　2001年初，“因为工作转移需要开辟新的领域”的王建辉先生，起意“将过去的书评文字编成一部文集”，以便自己与这个曾经守望过十五年之久的“书评家园作一世纪性的短别”，这就是《思想的背影——王建辉书评文录》的诞生。

　　在该书“后记”中，他欲行又止，对于自己曾经的“书评人生”表示了依依惜别。这部《书评文录》共计四十余万字，编辑得令局外人看来不免眼花缭乱。其实是综合了《书评散论》和《人在书旅》等早期书册中的文章，并囊括了散见于报刊的新作品，分为书评学术散论和书评作品辑存两大板块。

　　论》一书中的理论文章，这是作者连贯而写的一组书评学术札记）和“补编”（陆续写成的各种书评学术文章）两个部分；作为下编的《书评辑存》，分为“内编”（狭义的书评作品）和“外编”（编书札记）两个部分。既然《思想的背影——王建辉书评文录》，已经囊括了王建辉先生长达十五年的书评作品和书评理论思考成果，那么，接下来的讨论我们就悉依了这个文本吧。

　　一个职业编辑所选择的书评对象，必然会带上他所在岗位的深刻职业烙印。当王建辉先生于1982年夏跨入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门槛时，全国的图书出版计划体制还是在被严格地执行着。因此，一个历史学专业出身的编辑，必然会在与自己业务关系重合的领域里寻找书评题材，这就是作者早期书评，独多选材于历史学图书的职业背景。

　　假如说1985年所写《中日关系简史》《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两篇单体书评，标志着他在史学书评领域的起步，那么，随后两年所写的《国内三部二战史著作比较片谈》《他山之石，远室之光——评两部西方史学史著作》，则开始显示他在历史学评论方面的慧眼和颖才。

　　作为一个不仅热爱自己的业务，更热爱自己的专业的编辑，比较型书评说明了他在职业和专业上，有着较为广阔的阅读视野和宽泛的思维视角。他发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领域，相继问世了三部著作，于是在书评中先分别叙述三书各自的特点，然后指出它们共同具有“奠基石式”的学术意义，最后表达自己对于更恢宏的学术工程的期许：“还需要撰写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卷本二战史著作”。当他注意到在中国学者所少涉足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相隔一年多，分别有《西方史学史概要》和《欧洲近代史学史》两书出版，他为此感到欣喜，同时又感到不足，于是在书评里极其真诚地说出了自己的读后感以及自己的献议，乃至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两部著作中的缺席的遗憾，并直指其为两书“共同的缺陷”。

　　循着历史学的脉络，随着学术界“文化热”的掀起，作者先后写作了一批有关的书评。对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文化之本源》《书法与中国文化》《文化苦旅》《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等曾经为知识界所关注的图书，王建辉先生都及时地发表了自己的有益见解；对于文化名人，有关周作人、胡适、巴金、俞平伯、孙犁、臧克家、张舜徽、钟叔河等的书籍，他也给予了恰当的关注，通过书评刊布了自己的言论。凡此都标志着当代书评家在学林中的及时到位和在文坛上的适时入席。

　　作为当代编辑出版界少壮的一员，他还通过书评，对中国出版界的先贤和前辈的著作，如袁亮《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国出版》、伍杰《我的书评观与书评》、《宋木文出版文集》、《戴文葆书评集》等表示了敬意。如他对于伍杰先生书评观和书评成就的评价是：“不遗余力地弘扬主旋律”，“勇敢地亮出批评的旗帜”，“书评观与书评实践的结合”；认为《戴文葆书评集》“尽管这并不是一部授人以法的书评写作指南，也不是一本阐发作者书评观或对书评进行理论概括的书，然而却是一本从书评实践中淀定的充满科学的书评见解的书，它很耐看，也很耐咀嚼，对书评写作者具有多方面的启迪。”

　　总体看来，出自王建辉先生笔下的书评，逻辑性一般都比较强。他善于通过条分缕析，发现所评图书的优劣成败，并不惮于放言自己所认定了的意见；他注重书评的文体美，对于如何开篇如何起承转合如何结束文章，往往有着自己的斟酌和讲究，却不是如文学专业出身的才子率意为文。他更有不少学术著作的书评，脱离了书业书评的小世界，具有了专业书评的中观格局。如果再假以十五年的不断积累和持续实践，那么其继续上层次、攀高峰，是可以踞于当代最有成就的书评作家之列的。

　　王建辉的书评实践比较丰富，体现了编辑本色。编辑俗称杂家，他可能长于某家，但却偏要有编百家书的本领。他的书评也像编书一样，善评百家书。“善”评书是因为他善读书，读好了百家书，了解百家书，才会评百家书……总观王建辉的书评，书评理论丰富，比较书评实践强；书评实践早期作品比较认真深入，扎实厚重，见解深刻；后期作品比较随意、轻松，散淡了些。他的书评成绩显著，在当代书评家中，他是有思想、有学养、文字出色的佼佼者。

　　我认为，正是当年的书评写作实践，启导了王建辉在书评学术研究道路上的勇往直前，并成为他曾一度苦苦寻索的书评理论的出发点，那么，要把握他的书评写作文本，必须进入他的书评学术世界一窥究竟。

　　首先吸引了注意力的，自然是他有关书评写作的十篇文章。他认为，“书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议论文为主体融合其他文章手法的对图书进行评价和论述的一种评论文字”，“是评论者对原著的一种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他是站在一个比原作者要高得多的评论基点上来综观全书”。他说：

　　书评作者应当努力丰富自己的书评实践……文章的高下同书评作者写作实践及其经验往往是成正比的，“业精于勤”，持之以恒的勤学苦练，就会不断提高写作水平，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书评来。

　　书评人要懂得文章之道……书评作者无疑要学习各种写作知识，包括思维判断、分析综合、立意构思、搜集材料、谋篇布局、议论说理、语言表达，即逻辑修辞语法等方面的知识和理论，将之应用到实践中去指导书评写作，提高写作能力。

　　此后，王建辉先生分别论及了书评的“标题艺术”、“开头与结尾”、“技术要素”、“闲笔的妙用”，讨论了书评“可不可以抒情”的问题，并提醒人们，在书评写作中“不可忽略序跋说明”。最后强调了书评文章“起草”时常用的“拟提纲法”、“拉架法”和“零敲碎打法”。其建议是：

　　还有“修改”书评的五个要点：如尊重自己的阅读感受，当书评形成初稿以后，要两相比较，“将最能表达中心主题的看法保留下来组合成文”（如果这些保留成分说理不充分，阐述不透彻，就得“加强分析”）；如“修改时需要默读”；如“书评修改要有大刀阔斧的气概”；初稿做“冷处理”，在数日搁置的过程中，寻觅“新的顿悟和灵感”，以便发现可以一改再改之处；如“请原作者、原编辑或有关专家或读过这本书的人看看”，认为“这是书评修改的特点之一”。凡此意见，无不是包含着作者书评写作的甘苦心得，是其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书评贵有识”，是他论书评的一个重要标尺。所谓“识”，就是眼光，它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好的书评，耐人寻味和感动读者、折服读者的书评，主要的就是看书评作者究竟写的什么，即他对所认识的对象究竟有没有真知灼见的‘识’。”

　　具体说来，第一要善于识别书籍的内在精华和特殊价值，以及书中可能存在的缺陷的“眼力”，直至“摆脱缺陷的路径”；第二要在书评中体现出独特的富有价值的思想见解，“思想性”，是书评的“魂”。

　　关于“书评学”，王建辉先生似乎经历过一次思想裂变。1987年底，他尽管已经认识到“书评是一门科学”，也曾总结了其四方面的体现，但当他完成《书评散论》全书，并在北京为之撰写题为《我与书评》的“后记”时，仍然清醒地认识到：“我始终相信书评是一种宏大的事业，但我却不大提‘书评学’这个有点吓人的词。”这洋溢着知识理性的话，至今为我所坚决认同。

　　因此，我曾经在编辑北京大学孟昭晋先生的教材时，建议他选用《书评概论》的书名；而自己在南京大学开设课程时，也不用“书评学”来唬人，只是把课程规定为“书评理论和书评写作”，因为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目前的书评写作队伍乃至书评实践，距离作为一门“科学”甚至一门“学科”的“书评学”，差得太远了。实情是，至今我们不过断断续续、三三两两地对书评这一门“学问”有所涉猎而已。

　　如何重建书评文体的谨严性和美誉度，吸引更多的文人学士来参与写作？如何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对书评的学理来加以梳理？这才是书评之“学”的当务之急——可环视国中，连《书评散论》的作者，也就是“创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书评学”的倡议人如王建辉先生者，都已经撂荒书评学园地达五年之久了，那么除了伍杰等先生之外，还有多少人能在道义上真正担当得起“书评理念的坚守者”这一称号呢？且不说七年前，入选《书评三十家》（伍杰、王建辉选评，华夏出版社1999年5月版）的三十位各领域专家学者，又有多少人从此接受引导而开始偏顾一点书评写作？即使是在“实践性很强的书评学领域”，那些成天与书打交道的出版社职业编辑、图书馆职业馆员们，又有多少是在这个领域中自觉“实践”着的？所以就我国现状来说，第一要紧的是，完善书评写作与发表制度这个当年萧乾先生感慨过的终于“未完成的”梦想。

　　不过正如伍杰先生在《王建辉与书评》一文中所说，他的“书评理论很有特色，很有成就，很有新意，有创见。当代书评理论，需要深化。当代书评是当代思想文化主流意识的重要方面，当代书评是联系出版者、编辑、作者、读者的桥梁，它对读者负责，对作者负责，对出版者负责，对社会负责，对文化和学术的发展负责，对思想文化主流意识的主管部门负责。在这些方面，王建辉都作了很好的论述，但还可以探讨得更深一些。”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于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在北京举办的成立会上，我与作者就曾相识。多年来，我一直在一衣带水的扬子江南岸，遥待着评论他曾经宣言撰著的那部《中国书评史》呢。

　　我认为，王建辉编审是继萧乾先生之后，又一位真正在书评领域里发扬了自己学识专长的学人。他在二十年前的真诚研究，为未来可能成型的“书评学”留下了一道学人曾经到达的思考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