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百义

　　文学创作为出版提供了可能，出版离开了创作就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每一个出版工作者都懂得的道理：作者是出版社的上帝，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同时，出版为作者架设了通向读者的桥梁，传播使创作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与重视，在出版的选择中，文学创作不断地得到提升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事业的繁荣。

　　试想，如果没有孔子整理《诗经》，我们今天怎能看到先秦如此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没有青铜器上的铭文、没有刻在石头上的经文，没有刻在竹简上的《孙子兵法》，没有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写在丝帛上的《老子》，没有中国唐以降大量的雕版印刷，没有中国近代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我们不可能看到无数作者汗水的结晶。人类文明的传承也就是一句空话。文学作品的出版如果最早从孔子整理“诗经”算起，到今天一年出版上万种文学作品新书，在二千多年的岁月中，文学创作与出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前进，伴随着传播技术的革命而不断更新。从甲骨、青铜器、石头、简牍、缣帛、纸张到声光电、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使文学创作与出版的载体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谈文学作品的创作不能离开出版，谈文学出版更离不开作家。所以，文学创作与出版是互相促进，互相依赖，相互依存并共同发展的。

　　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作家同时又是出版家的大有人在，近代如叶圣陶与开明书局，茅盾与《小说月报》，鲁迅与北新书局，邹韬奋与三联生活书店等。当代中国，很多作家都是先当编辑或主编，后来才从事专业创作，或者先是作家后来又担任刊物主编的。如作家李国文曾担任小说选刊主编，刘心武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的历任主编都是作家，如冯牧和陈荒煤、何建明。女作家方方则先是担任《今日名流》主编、作家周梅森先当《萌芽》编辑，后从事专业创作的。在国外，也有很多作家兼为出版家的，如美国作家兼出版家阿尔伯特.哈伯德、弗兰克·施德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创作与出版，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

　　

　　

　　因篇幅所限，本文仅以2005年和2006年为例来说明文学出版的状况。2005年，全国共出版新书12万种，其中文学类新书约9000种；2006年，全国共出版新书13万种，其中文学类新书11212种。文字类图书的零售量约占全国图书市场的8.5%左右。按照目前图书市场的分类，文学类又分为8大类。包括小说、散杂文、青春文学、中国古典文学、文学理论与研究、绘本漫画、戏剧诗歌、文学其它。其中小说的销售册数又占了整个文学市场的45%，据统计，每年将近有800至1000部长篇小说出版。全国目前经批准成立的出版社有573家，2005年，有538家出版社参与了文学图书的出版。

　　2005年，全国图书市场销售册数最多的前20种图书是：

　　

　　2006年，全国图书市场销售册数最多的前20种图书是

　　值得说明的是，监控销量是抽样调查，在此基础上一般乘以5倍。

　　从2005年至2006年的市场销售情况来看，前20名中，引进版约占25%，如长篇悬疑小说《达芬奇秘码》在两年期间销量都是排在第一名的。在文学类图书中，这两年间长篇小说占了60%。长篇小说中，青春文学居多。2005年度出版的非青春文学长篇小说只有２种：余华的《兄弟》与贾平凹的《秦腔》，《狼图腾》与《围城》、《亮剑》均属在此之前出版的图书。2006年，仍然是青春文学类小说在文学图书市场占据了领先地位，也就是业内所说的“小鬼当家”。他们是80年代后或者是70年代的一批青年作者，这批作者的图书受到同龄人的广泛喜爱。

　　2006年，参与文学出版的出版社达到542家，较上年略有增加。动销品种规模超过1000种的出版社有11家，与2005年持平。动销品种在500-999种之间和100-499种之间的出版社比之2005年都各自多了6家。表明文学图书市场出版社出书规模扩大的趋势。与竞争的出版社数量分布可以看出，文学市场是一个集中程度不高的市场，除了少数强势出版社以外，其他出版社之间实力的悬殊相差不远，这跟文学市场的“进入”门槛不高有关。

　　以下是2006年销售居全国文学图书市场前20名的出版社：

　　注：以上表格由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出版是一种选择，出还是不出，选择权表面来看掌握在出版社的手中，是出版社的权力，是编辑的权力，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出版人，我们不能不说，出版社的这种选择是受制于各种因素，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作家的作品本身。

　　首先，选择一种文学作品，出版社的标准是看你的作品到底为读者提供了多少具有新意的内容。编辑需要把作品放在纵与横的座标上，与过去已经出版的作品进行比较。自己手中的这一部在立意上，题材上，情节上，语言上有否新的发展。一部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全部有创新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应当在某一部分必须是有新意的。我们回忆已经出版过的并且曾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作品，如卢新华的《伤痕》，他发表于刚刚恢复高考，一切都在拨乱反正之时。作品一反当时尚未脱去文革遗风的创作窠臼，写出了文革对一代人心灵上的伤害。但这部作品放在今天来看，显得有些稚嫩，但在彼时彼刻，却显得难能可贵，还有如《班主任》，也是如此的开新时期文学风气之先。再如目前仍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的长篇小说《狼图腾》，作者是一个无名小卒，当时我也看了部分稿子，担心与杰克·伦敦等写狼的作品雷同，但责任编辑安波舜看后告诉我：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他不仅写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写了牧民与草原狼的关系，关键是写出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民族性的区别，写出了《龙图腾》与《狼图腾》的区别与互补。如果用我们过去对长篇小说的界定方法，他不属于传统长篇小说的范围，小说既缺少贯穿全章的情节与人物，语言也夹叙夹议，结尾作者还站出来写了五万多字的论文来阐述自己作品的主旨。但这部作品的新意在于，他一扫传统的范式，给人提供了许多新的审美感受，结尾尽管不合先例，如果我们今天来看，没有那部分具有哲学意味的文章，可能人们不会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上升到新的高度。当然，这部作品除了创作上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外，关键是契合了我们这个正在强盛的民族寻找曾失去自我的那种大众心理。

　　2005年另一部值得提及的小说是杨志军的《藏獒》，这是与《狼图腾》类似的作品。姜戎借助“狼性”来批判国人软弱的“羊性”，而杨志军则用狼的天敌藏獒的忠勇和责任来唤回人性。《狼图腾》在坊间销售极好，《藏獒》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借势，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巧合。这两部在市场上热销的图书在专家那儿都没有得到好评，究竟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的小说？《藏獒》的出现和热销在2005年继续着这个疑问。

　　从市场来看，市场营销与炒作尽管对推动作品的销售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内容为王，这句话放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回顾在图书排行榜上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钱钟书的《围城》自从电视剧的推动使其价值得到人们认可以来，这部作品在全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已经盘踞了五年之久。为什么这部作品经久不衰呢？《围城》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态图，人生的酸甜苦辣千般滋味均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钱钟书先生将自己的语言天才、极其渊博的学识，再添加上一些讽刺主义的幽默调料，可称是智者的微笑，作家以一书而定江山。

　　再回顾2005年的长篇小说，值得注意的几部作品同样具有这种特点。贾平凹时隔两年后推出的《秦腔》，把目光放在了他的老家“棣花街”，被视为“一部家族的精神史”。小说通过一个叫清风街的偏僻小镇近二十年来的演变和街上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给农村带来的震荡和变化。小说采取疯子引生的视角来叙述。清风街有两家大户：白家和夏家，白家早已衰败，因此夏家家族的变迁演便成了清风街、陕西乃至中国农村的象征…。阿来创作的《空山》，其落脚点也是一个名为“机村”的村落，不过他的设想更为直接，一开始就设定是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村落史。王安忆的《遍地枭雄》，一反常态地开始了意气张扬的男性化叙事。另一个受到关注的作家是余华，沉寂了十年之后，他在2005年捧出了《兄弟》。今年又推出了下部。尽管余华出身于先锋小说创作，但在《兄弟》中，看不到一丝小说艺术探索的意味，小说背景横跨从文革到今天四十余年的光景，现实主义的法则中规中矩。这几部作品无疑是2005年文坛最大的收获之一，也不难看出其中的史诗风貌。这是一个准个体化的写作时代，自然也有不少人在进行着个人话语的叙述。还有一个特例，就是文坛黑马二月河的现象。二月河的作品刚问世时并没有受到评论界和大众读者更多的关注，但是，尽管一时间比较沉寂，但随着口口相传，其作品的魅力不胫而走，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二月河的作品。

　　二月河作品的魅力何在呢？我想，首先是题材上的优势。宫庭秘闻，政治权谋是人们关注的话题，二月河用迭宕起伏的情节，讲述了清廷内外波谲云诡的政治波涛。但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段历史属于所有的作家，包括二月河写到的康雍乾时代，在此之前不仅有人写过，在此之后也有人写，但为什么没有一个作家超过他呢？至少我认为如此。二月河作品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吸取了讲史与侠义小说的某些特质，善于编故事，善于在情节的展开中刻划人物的性格。除此之外，二月河的叙述语言有一种很具有磁性的气势，吸引你读下去。尽管有人不喜欢二月河的小说，认为二月河在歌颂专制，歌颂皇帝，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我们不要忘了，自由民主的法国人不还在以拿破仑为荣吗？我们不能超越历史，用今天的眼光来评价封建王朝。

　　我之所以说这些，我想说明的就是，你在创作时，一定要站在出版社的角度考虑一下，你的作品与众不同之处何在？是立意，是题材，是丰赡的充满灵性的生活，还是栩栩如生的具有个性化的人物形象。你用什么来赢得编辑的青睐呢？文学就是推陈出新，就是要在生活的矿山中，写出“人人眼中有，个个笔下无”的作品来。这涉及到一个作家的生活底蕴是否深厚，对生活的思考是否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作家艺术的实践是否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当然，还有作家的禀赋与灵性。

　　

　　

　　中国目前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商业社会，谈钱、谈收入，不再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所以，文学的出版也已经进入市场化的阶段，出版社在对书稿的选择时不能不考虑到市场的需求与读者的期待，在选择的过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审美过程。

　　首先，我们不能不承认，出版社在接受书稿时，在一定程度上要考虑图书的市场前景与预期。从出版的角度来看，他们会接受什么书稿呢？肯定是有市场空间的书稿。那什么书稿是有市场前景呢？毫无疑问，作品必须有新的创意。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要有所突破。但这还不够，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其中也还有一些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如作者的知名度，就是作者过去出版的作品在市场上的影响与美誉度。作家周大新在接受记者访谈时曾经说到，中国图书市场上真正畅销的作家作品只有那么么几位：如二月河、池莉、王朔、贾平凹、张平、周梅森，如果加上８０年代后的作者，就是郭敬明、韩寒等，出版社看到他们的书稿，也许不会犹豫，但还有个首印数的问题。像韩寒的《一座城池》，首印号称五十万。一般的出版社是不会轻易出这个数字的。下面是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2006年文学图书市场畅销书作者销售册数排行榜。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会考虑你这部书在宣传上有什么利好的因素，如有没有改编成电视剧达到互动的作用？如果有电视剧当然会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营销。在2005年至2006年比较畅销的图书中，很多都是因为有同名电视剧在播放。

　　影响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因素中，影视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一方面，西方的影视作品已经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资源，不少人会发现某些作家的作品与西方影视有相似的情节和格调。另一方面，影视的直观性使其在大众市场上拥有独特的优势，影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另一种接近读者的途径。由于此，现在的作家也越来越倾向于与影视联姻，以求来积累自己的市场影响。

　　2005年从文学作品变成影视作品的案例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亮剑》，这是一部战争艺术和传奇色彩融会贯通的主旋律作品。剧中，爱国精神与英雄主义、铁血丹心与人世常情、斗智与斗勇、友情与爱情交相辉映。故事内容是讲述我军优秀将领李云龙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从他任八路军某独立团团长率部在晋西北英勇抗击日寇开始，直到他在1955年授予将军为止。“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这句话就是李云龙，这位“战神”式将军的一生写照。

　　这部书原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早几年出版过，销售平平，本来交给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中心的金丽红，她当时没有重视，结果电视剧播放，销售直线上升，不仅让扮演李云龙的演员李幼斌稳固了一线明星的位置，而且也使都梁成了畅销书作家。后来他的《血色浪漫》交给了北京中心，该书也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而且下一部长篇也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中心推出（指长篇小说《狼烟北平》）。

　　小说可以改编为电影，电影也能改编为小说么？问题尽管有些好奇，答案却无疑是肯定的。2003年轰动一时的电影《手机》，由作家刘震云编剧，而在影片已经上映之后，刘震云依照电影改编的同名小说才姗姗面世，并且挟着电影的余威，迅速成为畅销榜上的贵客。这种事情也在2005年的文坛上演着。陈凯歌编剧的《无极》在六月宣布，要把电影改编为小说出版，并把橄榄枝递给了文坛上备受争议的“80后”作家郭敬明。“80后”作家的集体出现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奇异话题。他们粉墨登场的方式与传统作家不同，里边渗透了很大的市场因素。其中民营出版人运作痕迹十分明显。这些读物在文学与市场之间游走，使我们很难分清他们的创作是读物还是作品，他们的身份是写手还是作家。但透过市场看文学，这些小作家们的才情和新思维还是可圈可点。就以最终夺得改编权的郭敬明来说，他下手描写悱恻的爱情和忧伤的思绪，却丝毫不显稚嫩，而把一支笔写得流利，写得平滑。“80后”作家在2005年的分化趋势日趋明显，《无极》的改编权给予他们，既是鼓励和肯定，也是一种鞭策，希望他们以后的文学之路能走得更好。

　　影视是一个推动器，但文学大奖的评定也是对作家和作品迅速走向市场、走近读者的一个重要砝码。

　　已经过去的2005年，中国作协端出了最大的两块馅饼——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以两位文豪命名的奖项，如同他们自身在文坛的地位一样，不但在普通读者心中举足轻重，即使作家自己也不能无所挂怀。1981年设立的茅盾文学奖是专对长篇小说的奖项，2005年4月10日揭晓的“茅奖”已是第六届，共有五个作家获此殊荣，其中女作家张洁在《沉重的翅膀》获得第二届奖项后，这次凭借三卷本长篇《无字》再次捧杯，成为第一个两次荣膺这一荣誉的作家。鲁迅文学奖于1997年9月开始启动，同样也由中国作协主办。但鲁迅文学奖的分类明显增多，共设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和杂文、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文学翻译等七个奖项，涵盖了除长篇小说和戏剧之外的所有文学门类。2006年6月25日的颁奖大会上，共有29部作品获奖。应该说，一个年度颁出两项国家级文学大奖，总归是文坛上的一件喜事。可是，在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公布以后，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批评的重点主要是两项大奖操作方式的不透明。作为国家级的文学奖项，评选标准的模糊与评选规则的疏漏，都使这场文学的盛宴显得有些尴尬，也显得冷清。

　　抛开这些，仅就两项大奖自身进行对比，我们依然会发现有趣的现象。虽然鲁迅的文学号召力要在茅盾之上，而中国作协也证明两个奖项都具有中国文坛的最高荣誉，可是，若比较两个文学大奖的影响，鲁迅文学奖就明显逊色许多。如果说《无字》、《张居正》在大众层面还有所耳闻的话，那么鲁迅文学奖的诸多篇目却仅能存于创作和研究的圈子之中。自然，以鲁迅和茅盾命名的文学奖项和他们自身无甚牵挂，何况两项大奖的评价对象又如此不同。但这个有趣的现象，却指示出这样一个信息，即这是一个长篇小说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坛。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朦胧诗为代表的诗歌占据风潮之先，可以说是文学界的骄子。九十年代出现的散文热潮，也使《文化苦旅》、《一个人的村庄》等散文众口相传。但在新世纪的文坛，诗歌和散文明显不再具有往日的风光，取代它们占据崇高地位的，是长篇小说。据评论家雷达的统计，新世纪以来，每年推出的长篇小说约有八百部。除了原来的小说家们继续写作之外，散文家和诗人也纷纷尝试，如刘亮程就在2005年推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虚土》。老作家如此，小作家何尝例外。刚在文坛上冒出头的“80后”年轻写手们，哪一个手上没有推出过一部两部长篇？推究长篇小说热潮的原因，我想首先在于写作者自身的认识。目前文坛上有种说法，就是靠中篇打天下，长篇守天下。作家们之间似乎有一个默契，如果你没有长篇出来，那么你的作家身份就显得可疑。王朔、李敖等对鲁迅的文学家地位提出挑战，其最大的理由也在这里，这就无形中逼使作家都以长篇来证明自己。另一个原因，与茅盾文学奖的推动有关。历经二十五年风雨的六届茅盾文学奖，涵括了新时期以来不少经典之作，更重要的是把一种“史诗”意识带入了小说创作，而一首宏大的史诗自然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多卷本长篇的最大优势。

　　当然，创作界少数同志对作家迎合市场、迎合读者也提出了批评。

　　近两年一直沉寂的作家张炜，在2005年第一期的《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的评论。文中，张炜以一贯忧愤的语调指出，目前的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呈现出一种“精神沙漠化”的现象，真正的思想就像一滴水，一出现就消失在巨大的精神沙漠中，无声无息。思想界和文学界已经不再具有真正思考的能力，而是打着“解构”、“叛离”的幌子，公然嘲弄着真理和常识，并把这种形而下的平庸和无聊作为时尚。探究这种原因，张炜把炮口对准了市场化下的出版机制和“大众”。他认为在一个消费的时代，写作和出版成功与否的标准已经从艺术和思想的深邃转移到了市场的销量上来。在这种压力下，作家们为了追求销量，一步步以“大众”的口味为归依，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思想，进而陷入一种沙漠化的精神境地

　　这篇文章本是2003年8月张炜在烟台出版咨询年会上的发言，一年半以后再次发表，可以感受到张炜面对目前文坛困境的一种焦虑和拳拳之情。严肃的思考值得尊敬，也很快获得了共鸣。2005年第二期的《上海文学》上，主编陈思和主持了一个座谈会，与会的几位青年学者大都对这种思考表示了认同。有同必有异，在对张炜的思考姿态表示肯定的同时，评论家吴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张炜的思考至少在两点上值得讨论：第一，现在的思想界和文学界到底是不是“精神沙化”，张炜为何对那么多严肃的学术和文学出版物视而不见？第二，吴亮认为，“大众”和“人民”本来就是一个实体的两种指称，为何总是用“大众”的名义去否定“人民”的正当口味和追求？

　　吴亮的置疑使对《精神的背景》的讨论开始溢出《上海文学》的编辑圈子。此后不久，作家李锐和一位朋友讨论张炜的信件在网上被公开，使这场讨论有了蔓延的趋势。李锐对于张炜的结论表示认同，但对于张炜把“精神沙漠化”的原因归结为文学市场化则表示异议。李锐觉得目前思想界文学界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市场化以外，其实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张炜仅仅痛斥市场化，是避重就轻，有所遮蔽。在近二十年来的文坛上，李锐和张炜，作为文学精神的守护者一直被视为同类，因此，李锐对于张炜的置疑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些媒体也开始介入。但可惜的是，虽然张炜曾回了一封公开信，却并未就李锐的置疑作出应对。

　　

　　

　　作为作家，也许有人认为，我要坚守自己的精神操守，坚守自己的审美趣味，不苟同于俗流，不向市场低头。我个人认为，这种观念，不仅不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

　　其实，文学样式的发展是社会生活不断前进的产物。先秦时的诗歌都是四言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到了东汉乐府诗，就变成了五言。

　　江南可采莲，莲k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再到了唐代，诗歌就发展到了七言。北风卷地胡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诗）到了宋代，就出现了长短句，就是我们所说的宋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苏轼《念奴娇》）到了元代，就出现了元曲。到了明清，才有真正的讲史的话本，就是早期的小说。但我们今天为什么就认为什么文学样式是正宗的，什么不是正宗的呢？实际上，文学发展的历史一方面体现了文学自身表现范围的扩大的需要，另一方面与传播技术的发展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读者与市场有更密切的关系。如长短句表现形式的宋词，实际上是当时可以吟唱的歌词，小说是从说书讲史发展而来的。

　　那么从今天来看，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人们的审美范围在扩大，人们的欣赏习惯也在改变。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几乎是网上一族。大家可以看到，在2005年全国最畅销的20本图书中，郭敬明、韩寒等青春文学的图书占了８种。但是，我并不是说要大家都去写青春文学，实际上也不可能，但是，作为军旅作家，我们可不可以也从中悟出一些普遍的规律呢？这就是一定要与时俱进。

　　我们再回到2005年最受关注的两部反映军人生活的长篇小说上来看，都梁的《亮剑》为什么会如此火爆？仅仅是因为影视剧的推动吗？不完全是。200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反映军人生活的影视剧及其同期书已经不少，但没有一部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关键是李云龙这个人物突破了我们过去文学作品中的传统范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还有一部就是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这部小说因电视剧而受到关注，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这部小说的可贵之处也是打破了传统的思维范式而写出了生活的真实，写出了新的人物形象。最大的亮点就是把人当人来写，因而每一个人物都是鲜活的新面孔，都是作者“创造”而不是“仿制”出来的，人物因为拥有鲜明和独特的个性而闪光。《历史的天空》影视剧和小说也因此受到读者的青睐。

　　那么我们还回到原来的话题，作家怎样与时俱进呢？这还需要回到文学出版的选择上来，实际上，出版社选择书稿时，首先看所描写的生活是不是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化，给人们提供了多少新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如果我们现在还去写大包干，写新时期之初的冲突，读者不会感兴趣，出版社相信也不会接受；其次，你的表现形式，小说的结构、语言，是不是有新的变化，人们生活的快节奏，新的语言元素的增加与补充，你在作品中是否有所体现。如我们再回头看新时期之初的不少作品，大家可能都会感到节奏太慢，叙述语言拖沓，已经不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

　　同时，出版社在选择书稿时，还会考虑到市场上图书的流行规律。图书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也如服装市场，当一种形态饱和后，大家都希望看到另一种新的形态的出现。如武侠小说，在新时期之初曾十分流行，后来又沉寂了，目前则又十分火爆。如诗歌这种形式，新时期之初也是广受欢迎，但今天已是和之者寡。如因为《亮剑》、《历史的天空》的热销，图书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军事文学热的现象。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读者，也就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流行，也就注定了一个时期文学样式的存在。如今天文学图书的阅读主力是青少年，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都与我们上一代人截然不同，所以他们的文学偶像是韩寒、郭敬明，他们喜欢日本的村上春树，喜欢韩国的可爱淘。网络文学过去人们是持有偏见的，但今天很多网络文学在网上流行的同时又被出版社以纸介质的形式出版，并且大受欢迎。如前面提到的安妮宝贝的《清醒纪》今年十分流行的《莲花》，我不是要大家改变自己的审美趣味，但大家一定要研究并关注文学的接受现象，不能固守在自己的理想城堡中，这样会落后于这个正在日益发展的时代。

　　当然，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变化与文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完全市场化的国家里文学的生产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不管经济如何发展，不管出版社是否市场化，人类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始终是不会停止其脚步的。小众的读物是需要的，但能受到大众欢迎并不是坏事。如《哈利·波特》一书的热销，带动了全世界的出版市场，这部书不仅孩子欢迎，大人也十分着迷。据《参考消息》报道，关在古巴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的塔利班嫌疑犯也喜欢上了这个小精灵。他们争相传阅这部多卷本的图书。

　　这样，作为作者，我们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市场，研究一下流行，再考量自己熟悉的题材，决定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考虑怎样写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据《文艺新观察》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