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安

　　

　　陈翔鹤（1901—1969），重庆人，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史专家。

　　

　　陈翔鹤，1901年出生于四川重庆，中共党员，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史专家。年轻的时候，他与好友一起组织的社团浅草社、沉钟社以及创办的刊物《浅草》、《沉钟》，便受到鲁迅先生的重视。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二)》中称：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唱给寂寞的人们。……《沉钟》篇叶较少，但锐气并不稍衰，……但在事实上，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1]鲁迅还将《浅草》、《沉钟》中的部分小说选入他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其中便有陈翔鹤所写的《See!》和《西风吹到了枕边》。陈翔鹤向往进步，追求真理，1938年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地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在文艺界尤其在文协成都分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团结和组织了许多文化界人士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47年，陈翔鹤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他接受地下党的安排，单身一人离开险地，隐蔽起来。解放后，他从四川调到北京，先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工作，筹办并长期主编《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使其成为中国研究古典文学的重镇。此副刊也成为国家主席毛泽东最喜欢看的读物。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主编《文学研究集刊》。他在搁笔多年后的60年代初期，创作了两篇力作：《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成为他最成功的作品，得到冰心等人的一致称赞。他本想再接再厉，写更多的好作品，但却受到了批判……1969年4月22日，陈翔鹤在去单位接受批判的路上，突然间倒下，从此再未起来。他是受迫害致病而死的，而“革委会”却宣称他“畏罪自杀”，在他死后还召开了所谓批斗“反党分子”陈翔鹤的大会，而且研究所里每个人都非参加不可。当然，陈翔鹤最终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

　　我看了陈翔鹤所著《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感觉里面颇多看透名利、淡泊从容的人生态度。这样的作品却被批为“毒草”。而陈翔鹤作为一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在他受批判的时候，在他的生命即将到达尾声的时候，他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

　　我想解开这些谜团，便找来相关的资料，并倾听陈翔鹤之子陈开第的回忆。

　　往事并不如烟，一幕幕就在眼前。

　　提到陈翔鹤的最后岁月，自然还应从他写《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说起。

　　陈翔鹤对魏晋六朝文学向来喜好，尤其对陶渊明、嵇康等深有研究。在他主编《文学遗产》的10年中，曾组织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陶渊明思想的论文，且有不同观点的讨论。他作为主编，不好参与到讨论当中。但在内心深处，他有创作的冲动。

　　1960年，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上指出：“每个作家、艺术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责任心，根据个人的生活经验、兴趣和特点来决定选择什么题材和采取什么表现形式。新时代的读者、观众和听众爱读反映同时代人的生活和斗争的火辣辣的作品，也爱看舞台上演出的引人人胜的历史传说故事。”^[2]陈翔鹤听后很受鼓舞，开始酝酿写一些历史小说。他首先选择陶渊明作为小说的主角。

　　《陶渊明写<挽歌>》，写的是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小说从陶渊明到庐山东林寺看过念佛法会写起。当他“见识”到慧远法师对香客们那种“近于傲慢、淡漠而又装腔作势的态度”，香客们乃至一些所谓的知名之士对慧远和尚那种盲目崇拜的神情后，陶渊明决定，以后不能再去东林寺了。由此，陶渊明对世俗世界以及生死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他想道：“这些和尚真作孽，总是想拿敲钟敲鼓来吓唬人。最可笑的还有刘遗民、周续之那一般人，平日连朝廷的征辟也都不应，可是一见了慧远和尚就那样的磕头礼拜、五体投地!是不是这可以说明，他们对于生死道理还有所未达呢?死，死了便了，一死百了，又算得个什么!哪值得那样敲钟敲鼓地大惊小怪!佛家说超脱，道家说羽化，其实这些都是自己仍旧有解脱不了的东西。”^[3]接着，小说内容转回到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清新的语言中凸显出陶渊明的性格，使陶渊明在经历诸多事情后自然地进一步思索生死问题，然后在秋夜里写下《挽歌》和《自祭文》。可以说，陈翔鹤在这篇小说中不仅成功地塑造了陶渊明的形象，深刻地刻画出陶渊明的性格。而且，陶渊明厌倦名利、崇尚自然以及对生死的思索中，正有着陈翔鹤的影子。全文皆贯穿着对生死的思索：“关于生死的看法，……我在《归去来辞》里面说过的那两句话，‘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慧远和尚再想同我辩论也辩论不出个什么道理来。他写过一篇《形尽神不灭论》，我也写过三首《形影神》诗来回答他。我主要的意见就在‘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四句当中。尽，就是完结。凡事有头就有尾，有开头就得有个完结。这不是很自然的吗?何况人活在世上又多么的不容易啊。”^[4]“他从‘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起，在心内一直默念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止，本来这三首诗写到这里，他认为便可完结了的，可是庐山法会的钟鼓齐鸣，慧远和尚在会上的那种淡漠自傲和专门拿死来吓唬人的情景，蓦地又在他的脑子里闪现出来了。‘嗨，不能够这样就算完结，还得同慧远辩论下去。再在这篇诗里面表示一下我对于生死大事的最终看法吧!’于是他在诗的末尾又加上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两句。‘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不错，死又算得个什么!人死去，还不是与山阿草木同归于朽。”^[5]

　　《陶渊明写<挽歌>》，是陈翔鹤1961年在北京西山八大处所写的，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文学》上，受到文坛一致好评。著名作家冰心撰文称赞“把陶渊明写活了”^[6]，文艺评论家黄秋耘则认为“陈翔鹤同志的近作《陶渊明写<挽歌>》，真可以算得是‘空谷足音’了”。^[7]冯至等人也对此做出高度的评价。

　　受此鼓励，陈翔鹤很快又创作出《广陵散》。这部小说同样受到人们的喜爱。按照陈白尘的说法：“《广陵散》写出时，我已实际脱离《人民文学》的编务，我读了更喜欢。”^[8]《广陵散》写的是魏晋易代之际，嵇康与吕安在曹氏与司马氏两家争夺权势的斗争中被残酷杀害的故事。小说主要塑造了嵇康这一刚直人物的形象，嵇康并不愿意争夺权力，他崇尚自然，迫切地渴望避开名利场，然而他最终却成为无谓的牺牲品。这样，小说在多样的冲突中充斥着对生死问题的思考，更吸引人也更加深刻。《广陵散》的“附记”中则写道：“像嵇康、吕安这样的人，如果生在今世，我们不难想象，是要在作家协会或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中才能找到他们。”^[9]

　　对这两部小说，陈翔鹤曾对黄秋耘讲出自己的想法：“说自己已经到60岁了，对生死这一自然规律总有些想法，此篇之作(指《陶渊明写<挽歌>》——编者按)，只不过是想通过陶渊明这么一个艺术形象把自己的想法写了出来，……”“不瞒你说，我也是同情嵇康的。嵇康说得好：‘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这不正是许多人的悲剧么?你本来并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不想干预什么国家大事，只想一辈子与人无患，与世无争，找一门学问或者在文艺上下一点工夫，但这是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谤议沸腾’、‘频致怨憎’。”^[10]

　　陈翔鹤对党忠诚、对人坦诚，是人所公认的。从两部小说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深处还有对争权夺利的憎恶、对自然的追求。他虽然想紧紧跟着党的步伐走，但他却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与当时“主旋律”不一致的地方。他不盲目轻信，他有自己的观点。因此，便有了赵其文回忆的这一段往事：

　　在1959年的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我们单位的某领导同志相信了别的单位转来的一个同志在逼供、诱供的情况下编造出来的假交代，未经调查研究便给我戴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交付群众残酷斗争。在我被斗争和受处分期间，戴着“反党分子”这顶紧箍帽，到我家来的人当然是屈指可数了，照常来谈谈的只有翔鹤和几个老战友。翔鹤当时对“浮夸风”、“共产风”造成的恶劣影响就很不满，对“反右倾机会主义”也有所怀疑。他说：共产党员把看到的情况如实向党反映，提出纠正错误的意见，这不正是共产党员的正当权利和对党负责的表现吗?怎么就是反党，就是右倾?我劝他千万不要对别人说，万一被人检举可不得了。可他一直对此愤愤不平。他还对我说：“我就不相信你会反党，过去在那么艰危的年月里，出生入死，都要革命，如今才来反党，这从那里说起!”在那时，他对我还是那么信任，这对我是多么大的鼓舞啊!说真话，我那时常为蒙受冤屈和侮辱感到非常难堪，真觉生不如死，在和翔鹤交谈中，不自觉地流露了这个情绪，他赶紧说，“千万千万不能灰心丧气，要看到这只是一时乌云遮天，我们党是正确的，总有云散天晴之日。”^[11]

　　当云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李广田被关的时候，陈翔鹤又让儿子陈开第专程前往看望。陈开第当时正在修成昆线的部队工作，驻地离昆明一二百公里。他搭了一辆拉材料的车去找李广田。是晚上去的。陈开第问：“斗你了没有?”李说：“斗得很厉害。”陈开第说：“我父亲很关心你，让我看你。”李广田说：“谢谢你了，担这么大风险。”

　　很显然，陈翔鹤既相信共产党，又对一些现象保留着自己的看法，且不惧风险。

　　只是，政治风暴愈演愈烈的时候，陈翔鹤本人也被打倒了，他的两部小说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山雨欲来风满楼。起初的批判是“不点名”或者温和的，但前程已出现萧杀之气。

　　当年，黄秋耘在《文艺学习》分管古典文学和理论批评的编务，与陈翔鹤在一个院子里办公。两人在1954年认识，渐渐熟悉。陈翔鹤喜欢养花，在院子里养了十多盆兰花，黄秋耘也很喜欢，成为陈翔鹤的助手。每当风雨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得把兰花搬到走廊。二人还一起谈论古典文学。黄秋耘年轻，有问题便请教陈翔鹤，但二人又有许多不同意见。陈翔鹤随和，黄秋耘因此也随便了，二人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们称得上一对“忘年交”，在院子里过了一段很舒心的日子。但1964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黄秋耘回忆：“记得是在1964年或者1965年，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判了翔鹤同志和我，说什么有些共产党员不想革命，却神往于陶渊明的生活情趣，像听到‘空谷足音’那么狂喜。当时我们已经隐隐约约预感到，假如再有什么政治运动的话，恐怕是‘在劫难逃’的了。我也曾细细想过，像翔鹤同志和我这样的思想感情，大概是不大符合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的标准吧。但是姚文元的道德情操似乎距离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更远一些。……”^[12]

　　陈翔鹤的另外一位同事林非回忆：1964年秋，康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作了一个报告，辱骂了不少文学艺术家。此报告不久被正式传达，让许多部门学习领会。林非所在的《文学评论》编辑部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他们发表文章批判陈翔鹤的小说。于是，有人约请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余冠英写了一篇批判文章，题为《一篇有害的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中称《陶渊明写<挽歌>》“充满了阴暗消极的情绪，宣扬了灰色的人生观”，“只能听到没落阶级的哀鸣和梦呓”。文章发表后，《文学评论》的主编何其芳很快得到周扬的电话，并兴冲冲地将周扬的话转达给同事们：“说是余冠英的文章写得好，文风也值得学习，替老一辈学者撰写批判文章起了带头作用。”林非对此有自己的认识，他在《回忆陈翔鹤》的文章中称：“在这篇文章(余冠英的文章——编者按)结尾的地方，显得很有礼貌地询问陈翔鹤，请他思考究竟‘迎合了什么人的口味’，表现出似乎是一种平等的对话，看来从余冠英到周扬，都希望批判文章尽量写得合情合理，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能够让被批判者也心悦诚服和毫无精神压力地同意这种结论。这种愿望确实是善良的，然而经历了‘文革’的这场浩劫，我才彻底地明白了，此种天真幼稚的想法肯定无法实现，因为康生他们所掀起的大批判高潮，并非真的想要争论什么文艺或学术问题，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彻底抛弃近代民主和法律观念的绝对权威，……”^[13]

　　在这种情况下，陈翔鹤是怎样的心情?

　　他的思想肯定是矛盾着的。或许，他也在反省自己，是否自己真有什么不应该有的思想。有一次他见到林非，林非向他鞠了个躬，他紧紧握住林非的手，说：“我正在清理自己的思想，会跟上这个时代前进的。”^[14]这自然是他的一厢情愿。

　　政治形势更加严峻。1966年春，陈翔鹤还可以在家里接待老友陈白尘，话话旧，谈谈他的心爱之物兰花。半年后，他再见到陈白尘，则是在批斗大会上。二人虽然互相看到了对方，但“谁也不能打招呼、说话，连交换一下眼色的机会都没有”。批斗会完毕，“牛鬼蛇神”要各回“黑窝”。陈白尘在青年艺术剧院剧场大门外看到了陈翔鹤熟悉的背影，想要追上去，“只图让他看见我，互相点点头，笑一笑，或者只交换一下眼色，也就心满意足了”。^[15]只是，陈翔鹤走得很快，过了东单十字路口后，陈翔鹤便消失在马路对面了。陈白尘试图穿过纷乱的车流夹缝追寻陈翔鹤的背影，但已消失在暮色中了。陈白尘的眼睛模糊了。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老友。

　　陈翔鹤被迫到单位接受批斗，参加学习和体罚性的劳动，写“交代材料”。他的思想却并未因此被打倒，倒是认认真真地接受劳动，还写劳动小结：

　　“我参加劳动不觉已经有六个多月之久了，劳动主要是扫地擦地等。但我是否可以称为扫地擦地的能手呢?不能。恐怕我还只能算倒数第三呢。别的扫地的同志比我要高明得多。可见这样工作也并不简单。”

　　“在起初，由于不曾做过这种工作，以致在扫院子时竟不知在这一大片地上应当往何处扫起。记得最初教我掌握扫帚方法的，还是学部过路的一位工友。他见我扫得吃力，才教我如何拿扫帚，如何用力，并且扫给我看。这个不知名的工人可以说我扫地的最初一个师傅吧。”

　　“往后知道一些规律了，又熟悉了那个院子的形势，这时才知道哪个地方是‘重点’，应该注意扫的，哪些地方次要，等重点扫完后才去扫次要的地方。而且还必须得用‘重点’连带扫的。”

　　“至于擦地(擦水泥磨光地)，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小学生。但有一条，即脏的地方‘墩布’须得湿一些，较为干净的地方则需要干一点，不然便会不干净了。仿佛这也是一条规律。”

　　“至于说到在这种劳动中，是否可以改造自己呢?我以为是可以的。至少可以培养喜爱体力劳动的习惯，而且可以加强喜好劳动人民的感情。”^[16]

　　他虽然被批斗，但对党依然非常忠诚。

　　陈翔鹤一度成为文艺界重点批判的对象。批判陈翔鹤的重点，仍然在《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两篇小说上，被认为是“借历史事实来影射现实”的毒草。有的批判文章还说他写《陶渊明写<挽歌>》是“影射党的庐山会议”，“影射攻击毛主席”，说他写《广陵散》是替一切“反革命，右派作家呼冤控诉”。对此，陈翔鹤始终没有承认，在多次批斗会上，他坚持表示难以接受，说自己完全没有那样的思想。回家后，他对儿子陈开第说：“我是唯物主义者，我陈翔鹤是社会存在。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不是我的思想我没法承认。我相信：二十年后，人们都不会那样看我。”

　　陈翔鹤被迫写一些材料，开始叫“思想检查”，后来叫“交代材料”，再后叫“认罪书”。他虽然认真地写了，但内心的想法是不同的。

　　他曾写了一篇题为《在编辑<文学遗产>时我所犯的错误》的交代材料。其中写道：

　　一、1958年，我曾提出过反简单、反粗暴的意见，并曾向在本刊受到不正确批评的老专家道过歉。此外还提出过发表有“一得之见”，不要求每篇都要有批评的文字。

　　二、1959年，我提出过文章可以分为“有益、无害、有害”三种。大意是指“无害”的也可以发表。

　　三、 1961年，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后，我曾提出应加强发表艺术分析的文章。^[17]

　　这些交代的内容，在当时当然是要受到批判的。但陈翔鹤曾私下向陈开第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称：“我在编辑《文学遗产》的十年中，都是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五八年我提出的反简单、反粗暴，是考虑到周总理早在五六年一月就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首先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观点。那些年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倾向的批判，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在文艺界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等运动都存在着扩大化和简单、粗暴的做法。现在既然党提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了，我对在《文学遗产》上受过不正确批评的老专家道歉，有什么错!还不是想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古典文学研究多贡献力量。至于提出发表有‘一得之见’，不要求每篇文章都有批评，也是考虑到更好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创造一个写作的宽松环境。还有我提出过文章可以分为‘有益、无害、有害’三种，认为‘无害’的也可以发表。那也是考虑到早在五七年五月，文化部已经通令所有原来禁演的戏曲剧目全部解禁的情况。为什么对‘无害’的文章不可以发表呢?有不同看法还可以争鸣嘛!”^[18]

　　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陈翔鹤的内心仍有着清醒的辨别能力。

　　陈翔鹤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力的老共产党员，他的精神是击不垮的，可是，由于他年纪大了，且又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激烈的“批斗”，使他的身体无法承受。有一次，他提出受不了。造反派恶狠狠地说：“受不了就死在这里。”陈翔鹤坚决地回答：“我才不死呢!”无论多么艰难，陈翔鹤没有一点轻生的念头，一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他就十分反感。他对妻子和儿女们说：“他为什么要死呢?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死的。第一我是共产党员，第二我有六个孩子，我要为孩子们在政治上负责，一个人死了影响全家和后代，我还要为党工作。”

　　时光流逝，转瞬间到了2006年6月7日。当我前往北京海淀区万泉庄拜访陈翔鹤的儿子陈开第时，天气是晴朗的。附近有一个学校，成群的学生欢天喜地进出着校门，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令人不胜羡慕。如果问他们“文革”是怎样的，他们十有八九回答不上来。当你向他们讲述“文革”的事情时，他们会以为天方夜谭，难以相信。可是，历史就是这样真实地发生过。

　　陈开第先生热情地接待笔者，为笔者找资料，还学着父亲的姿势走路，令人感到非常亲切。可是，当年的事却越来越让人痛心了。陈开第娓娓讲述着：

　　父亲遭受的磨难越来越让人揪心。一天他回到家后，我看见他上床很困难，就上前扶他。手刚一触到他的背，就听他忍不住“哎”了一声，这一声真惨切。在一家人一再追问下，他才轻描淡写地讲了当天发生的事：有人打着追问他和周扬同志关系的幌子，把他关进屋子，叫他下跪。在他们一再催逼下，父亲仍坚持实事求是，不肯说出有损周扬同志的话，这群恶棍就在他身上拳打脚踢。打完后把他衣服上的灰土拍干净，还不许声张，恐吓说要是说出去下次再打。事情过后，反说父亲态度恶劣，拒不低头认罪。叙述完经过，他反过来安慰母亲和我们：“这是个别坏人搞的，十六条上早就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我们相信党的政策。等他把衣服脱下来，才看到他脊背上伤痕累累，连衬衣和血肉都粘到了一起，有的地方肿得老高。我们忙给他上一些消炎膏，吃一些止痛片，使他的心灵得到一点温存。在那令人痛苦的时代，我们做的也只能如此。

　　精神、肉体的创伤给本来就多病的父亲的身体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1969年，父亲被批斗期间，他在家里很少说话，只对我说：“我对党是忠诚的!”有一天晚上父亲听见妹妹说：“活着实在不容易啊!”过了几天，父亲拖着伤病的身体，伏案写诗一首送给妹妹。

　　他在序中说：幼女开瑛年仅20，前日忽慨然谓余曰：“活着实在不容易啊!”因作此诗以慰之。

忽闻忧生叹，出自幼女唇。

识世惜太早，桃李恐不春。

昔人等生死，旦墓犹轻尘。

今人重生死，松柏发芳芬。

勿为忧生叹，努力事耕耘。

既耕当有获，聊作慰女行。

　　妹妹看后，很受感动，父亲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女儿一句话中听出了问题，写诗开导、教育，这首诗妹妹一直珍藏着。也许父亲自己都不会想到，这首诗成了他的绝笔诗。

　　死亡的恶魔在向父亲爬来，可他还一无所知。就在他逝世的前几天，曾经一再嘱咐过我：“假如将来你打听到冰心阿姨、黄秋耘叔叔还在人间，你一定要去看望他们，他们都写过称赞《陶渊明写<挽歌>》的文章，受到株连和迫害，人家说他们和我密谋反党，其实哪里有这样的事，我们是冤枉的。”

　　也许是预感吧，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父亲找出一册解放前李霁野翻译的《四季随笔》，亲自包装好，写好姓名地址，嘱我用挂号寄出。还说留在身边不安全，还是送给译者，将来是用得着的。当时我对父亲的话理解不深，只把书寄出，对“将来”连想都未想。

　　……

　　忘不了的1969年4月22日。

　　我母亲王迪若于1969年5月写给单位“革委会”的信中，如实地记录了父亲去世时的情景：

　　“陈翔鹤是我的丈夫，他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今年69岁了。长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等许多疾病，长年吃药打针。今年4月22日死于北京同仁医院。”

　　“1969年4月22日他上午在所里集中学习，开会，中午散会后回到家里已经十二点多了，他对我说，‘这两天老咳嗽，很不舒服。一咳嗽就气喘，要拿点咳嗽药止咳。’他拿了药就要走，说下午所里还要开会。他到家后我一直陪着他，没离开一步。我送他到汽车站，走到马路边，他脚步就不大稳，我劝他回家休息，他说：‘不行，下午是开我的批判会，要赶回去。’急急忙忙地要走，我扶着他过了马路。他没有站住，我也扶不住他，就在马路边昏厥过去。当时拦住了一辆过往的汽车，立即送往同仁医院，这时还不到一点钟。医生测血压没有了，检查心脏也不跳动了，抽胃液也没有东西，抢救至四点一直未能醒过来……，我不能同意你们所说‘他是畏罪自杀’。”

　　我父亲晕倒后，送往同仁医院抢救。当时给军代表打电话，军代表说：“陈翔鹤是反党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一定要抢救过来。我们还要批斗他呢。”但终于没有抢救过来。

　　我去医院后，他已到太平间了。我找大夫开死亡证书，要求化验，解剖。解剖后，发现胃里什么食物也没有，只有点安眠药的成分。

　　父亲去世，引起外界很大的关注。外界传说他是自杀的。领导运动的负责人还宣布陈翔鹤是“畏罪自杀”，组织群众对他进行批判。在批判大会上，军代表还说：“陈翔鹤懂医。他吃的药量正好致死，但又检查不出来。”根本不是这回事!熟悉他的人都不会相信他会自杀。陈白尘就说过：“陈翔鹤做了那么多年地下工作。他不会自杀的。”

　　1978年11月，中共文学研究所总支委员会给父亲作了复查结论，肯定了父亲在解放前后为党做出的贡献，并在最后说：“‘文化大革命’中，陈翔鹤同志因受林彪、陈伯达及‘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摧残、迫害，于1969年4月22日逝世。现经复查，当时强加给陈翔鹤同志的所谓‘畏罪自杀’并定为‘叛党’等罪名，纯属捏造，应予推倒，并向群众公开宣布，予以平反昭雪。”1979年4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文学研究所和社科院另外两个单位为陈翔鹤、徐懋庸、董秋斯三人举行追悼会的新闻报道，父亲的冤案大白天下，他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末了，陈开第先生还深情地怀念着他的父亲，告诉笔者：“我现在有时还会梦到父亲。梦到他在我们家原来的大客厅里，穿着短袖，白色的头发。我梦见他看画。我对他说：‘关山月送你的画已经裱了。’他看后哈哈一笑。他又看书架，说：‘你的书都不是我的书了。除《史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些书以外，别的书都不是我的了。’我说：‘不是，你的书都丢失了。’他说：‘也好，也好。’我说：‘我的书都不错吧。’他笑道：‘挺好。’他看到了新版的《鲁迅全集》，问：‘《鲁迅全集》怎么这么多本?’我说：‘这花了很大力量，全国一百多人注解，其中有你最好的朋友林辰。’我又说：‘《鲁迅全集》里有五六处提到你的名字。’他说：‘不值一提，不值一提。’说完就不见了。

　　天地间果真有隔世的交流么?当我告别陈开第先生后，看着蔚蓝的天空，感受着微风吹拂的柔和感觉，心情已不那么沉重了。

　　

　　注释：

　　[1]白鸿：《陈翔鹤》，见《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刘启林主编)，第13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2][6][7]陈开第：《陈翔鹤创作<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始末》，《书友》，2003年4月28日。

　　[3][4][5]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人民文学》1961年第11期。

　　[8][15]陈白尘：《哭翔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9]陈翔鹤：《广陵散》，《文艺世纪》1963年1月1日。

　　[10][12]黄秋耘：《十年生死两茫茫——追念陈翔鹤同志》，见《黄秋耘文集·第1卷》，第177、l78页，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11]赵其文：《要做这样的人——回忆陈翔鹤同志》，《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13][14]林非：《回忆陈翔鹤》，见《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林非卷》，第167、16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6]陈开第：《我的父亲陈翔鹤》，《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期。

　　[17][18]陈开第：《陈翔鹤与<文学遗产>》，《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1期。

　　

　　

（据《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张建安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