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史上的近代出版史研究 ——评王建辉的两部出版史著作-出版学术网

　　王建辉从事近代出版史史料爬梳和学理研究始自1996年，至今已逾十年，有论著《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老出版人肖像》《出版与近代文明》问世。

　　《文化的商务》评叙了王云五经营下的商务印书馆是在把文化作为一种商务来运作。《老出版人肖像》纪录了在近代出版史上留下踪迹的五十余位老出版人。《出版与近代文明》则从更广阔和深入的角度探寻了大环境中的出版和近代出版史的路径。研读他的著作，可以明显感受到近代出版史与当代出版延续和承继的关系，更可以捕捉到近代思想文化背景和出版业的汇通。著者在近代出版史研究上自成一家，本文主要研究他的后两部著作，希望可以揭示出近代出版史研究中可以拓展的领域和对当代出版有益的启迪。

　　《老出版人肖像》中的文章原是《出版广角》“百年先行”专栏的连载，书中以人物生年为序合为一集。纵然这些人物的“踪迹”有前有后，有深有浅，“零零散散写下的这些东西，居然也还有一定的逻辑关联”，既是对出版界老前辈的缅怀，也大抵展现了近代出版文化的兴旺和人才的辈出。

　　虽然著者自述在人物的选择上比较“自由”，但其中有一个共性：他们在出版上的成就并不大为人们所注意。基于这样的前提，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邹韬奋等大出版家，都未入选。当然，也并非没有耳熟能详的名人，如鲁迅、陈独秀、李公朴、顾颉刚、吴宓等，但都是从出版史的角度来记叙和总结他们的成就。

　　一类是出版社的图书编辑。著者选入了多位商务的元老编辑：高梦旦、孙毓修、蒋维乔、杜亚泉、庄俞等。除了商务的老编辑，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陆蠡、丽尼等都有一席之地。

　　第二类是出版社的专职经营或管理者，除了介绍开明创始人章锡琛、“亚东”掌门汪孟邹、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吴朗西、“泰东”的赵南公、世界书局的沈知方外，主要记叙的也是商务的几位领军人物：陈叔通、杨端六、黄警顽。

　　第三类是报人和期刊编辑。包括游移于维新与洋务之间的汪康年、《小说月报》早期主编恽铁樵、《礼拜六》编者王钝根、笑嘻嘻催稿的孙伏园、副刊好手黎烈文等。

　　最后一类是和出版密切相关的作家、画家，有吴友如、曾朴、陶元庆等。这类人或许并不主要以出版闻世，但在出版史上留下了印记。

　　除了对出版人的记叙和史料的挖掘，更重要的是，著者并不局限于出版领域，还注重从思想史、文化史和出版史结合的角度，从更广阔的视野对出版史进行解读和总结。著者不仅仅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物本身，且客观地分析当时的社会环境，以期在历史的大视角中给研究者与阅读者更多的思考与启发。

　　相对于《老出版人肖像》，《出版与近代文明》无论是研究的题材，还是研究的范畴都更加深入、宽广。著者在后记中表述了他在近代出版史研究中可以发挥的优势和一直以来的学术思路，这里摘录其中两点。

　　出版史与思想(文化)史的结合。做出版史研究极易陷入史料的钩沉，缺乏通识，而做思想史研究又容易入于玄妙，难见扎实。我试图打通两者，自辟蹊径。

　　点与面的结合，也就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所谓面，就是以近代九十年为剖面，因为这是现代出版的起点，也是新中国出版的源流之一。所谓点，就是上海与商务。以上海为中心，因为那里是近代中国出版的中心；以商务为中心，是因为商务是近代以来中国出版的重镇。

　　因此，《出版与近代文明》更多地结合了近代思想文化，探讨了‘近代出版的宏观方面：将出版放在国民经济和思想文化的背景中进行考查，而不是单单从微观出发，研究个别人物和现象；回顾中国出版的近代化历程及早期的出版观；探讨出版与教育的关联；追寻“五四”对于出版的影响、近代出版史的主辅线……

　　出版业在国民生活中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由于它以提供内容为服务方式，作为思想和文化的载体存在，也对政治、文化的传播和宣扬产生了重要作用。出版业既成为思想和文化的表达阵地，也深刻地影响了国民生活。

　　近代史曲折多事，几经变迁，多少文化精英以办报、办刊、出版图书的方式来宣扬自己的革新主张。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翻译《天演论》，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吴宓等创办《学衡》，鲁迅一生办过七个出版社，出版成了舆论的表达场和新思想的发源地，也因此更快地在技术上和管理上发展成熟起来。

　　除了文化精英之外，从出版业中受惠更多的是普通民众。著者将出版对于国民生活的影响集中概括为三点：一是对国民智能的影响，帮助读者求取知识；二是对市民生活的影响，辅助读者获得休闲；三是对思想的影响，可以熏陶甚至改造国民素质。

　　著者更进一步揭示了出版的社会意义：在于以物质的形式、以阅读的方式，给予社会成员以文化的引导和制约，使其获得在特定社会秩序下自我辨识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因此出版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文化的导向和选择。故而出版是必要的，出版人的肩上也是有重大责任的。

　　在关注宏观方面之外，著者也注重群体研究以及近现代出版史上转折点的探讨。群体研究方面，著者选取了作为近代出版中心的上海、1935—1936年近代出版、1937—1938年的武汉出版的横断面研究、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商务印书馆、留学生团体、申报馆、鸳鸯蝴蝶派在近代出版史上的地位。转折点的研究则是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十一届三种全会对出版业的影响和推动。

　　诞生于19世纪末叶的商务印书馆，是在20世纪的头二三十年里发展壮大起来的。“‘商务’的发迹，一是天时地利，正值维新启蒙的时运，西学、教科书，正是社会所急需，‘商务’抢占了滩头，独领了市场份额，但这只是机运，终需有人把握机遇、创意操作。所以‘商务’发迹的第二个原因，即是拥有众多‘文化伯乐’，这些人所建树的百年口碑，是‘商务’最令人缅怀难忘的”。著者自涉足近代出版史领域，对商务印书馆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上世纪前半叶，在北京的北京大学和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一南一北，成为中国两个最重要的学术文化阵营，网罗了大批的知识分子。而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作为中国近代出版的冠亚军，商务开其端，中华承其续，开创了出版的繁荣局面，成为中国近代出版的两座丰碑。

　　著者完成商务印书馆研究专著之后，又沿着不同的径路和角度对商务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比如商务印书馆与政府的关系；内部关系，包括员工之间的关系、领导层的矛盾与协调、劳资关系；编辑人的知识结构；编辑薪水和作者稿酬问题。这些都是很细微的研究切入点，通过这些研究，深入了解商务的内外操作，对现代出版企业的启示更加切实。

　　除了上述研究，书中也有少量篇章对老出版人个体的记述，如曾国藩、梁启超、孙中山、王云五、沈雁冰、叶绍钧、巴金。著者再度运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对沈雁冰、叶绍钧、巴金三位出版家的编辑生涯进行了比较研究，更鲜明了揭示了他们的编辑实践和理论观点。

　　《出版与近代文明》书中最后一部分主要论述出版及编辑活动的要素、内涵，结合了出版史对于当代的启示及著者的从业经验。著者既有近代出版史研究的根基，又有在出版业中从业的经验，两者相合，得出不少精当的论证。

　　细节及形式方面，两部论著的文后都注明了参考文献，且几乎每篇都有插图，给研究者和阅读者很好的指引。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出版，其实是从近代之河发源的。由近代机器文明开创的近代新式出版，延向后世，成为当代出版的一个源流，研究近代出版史是做好当代出版的一个起点，并且在我看来，出版史其实是未来出版的一种预设。

　　就像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历史的视角为原点，近世的时空参照为轴，也许更易在坐标中找到当代出版及编辑活动的位置。著者躬耕尺幅，溯因求果，岂止着眼于史料，意在当代也!

　　《老出版人肖像》，王建辉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定价23．80元；《出版与近代文明》，王建辉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