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安

　　

　　王芸生（1901—1980），天津人，著名报人。

　　

　　著名报人王芸生的名字，是与《大公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27年，26岁的他便因与《大公报》总编张季鸾进行一场笔仗而相识相知；两年后进入《大公报》，连续工作达37年之久。他与《大公报》有着别人无法相比的感情。

　　在那里，他撰写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从1932年开始一直连载达两年半，无一日中断，每日文前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十六字，以确凿的事实告诉国人，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所受欺凌，激发国人奋起救国。

　　在那里，他发表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文章。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相标榜，论政而不参政，经营而不为赢利，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说话，努力捍卫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追求新闻的自由与客观。《前进吧!中国》、《暂别上海》、《不投降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拥护修明政治案》、《看重庆、念中原!》、《日本投降了!》、《论雅尔塔协定有感》、《莫失尽人心》……，数不清的文章(尤其是社论)，展示着他令人惊讶的才华，以巨大的力量影响着舆论界，并影响着中国政局的进程。

　　在那里，他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同人，张季鸾、胡政之、曹谷冰、李纯青……，他们共同经营一项了不起的事业。而在张季鸾于1941年去世后，王芸生更成为《大公报》的核心，带领着同仁们在动荡年代品尝着盛与衰、荣与辱的苦乐酸甜。

　　即便后来的“文革”特殊年代，当有人试图从以前《大公报》所发文章中寻找整人的所谓“证据”时，王芸生也总在尽可能地保护以前的同事。尽管他的处境非常危险，“文革”中已失去正常的“言论自由”，一度被打倒，但在一切批判会、声讨会、斗争会中，他总是说：“《大公报》一切反动、反革命的文章都是我写的，或是我授意写的，而且每个被授意的人都曾经反对过我，都被我用当时的权势压下去了。总之一句话，《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1]

　　“四人帮”垮台，王芸生以其敏感的政治触觉，意识到时代的转变，兴奋异常。只是，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1979年，王芸生自感体力不支。七八月间，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不多了。主动要求住院。不为别的，为的是能够有时间，有安静的地方，重新修订他的著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于是，一个病重的老人又拿起被迫搁置多年的笔，开始了超强度的工作。近半年的时间，他都在超时工作，想要补回失去的光阴，可是，他的肝脏经受不住这样的压力，他终于病倒了，一口一口地吐血。

　　1980年初，经过无数风雨的王芸生，已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大公报》。他与守在病床前的小儿子王芝琛进行了临终前的咳血长谈，将憋在心里多年、深深地压抑着自己的话讲了出来。

　　有一天的谈话是从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开始的，王芸生沉痛地说：“朱自清留给后代的是他的背影，而我，留给你们的却是永远难以抹去的‘阴影’。”^[2]

　　本来是时代使然，使《大公报》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而王芸生却说自己把《大公报》葬送了。他尤其痛心疾首的是，在60年代，他不应该迫于压力下写《1926—1949年的大公报》这一“最大的违心之作”，进行“自我讨伐”，不仅对自己也对张季鸾使用极为苛刻的语言……说到痛心处，王芸生泪流满面：“真没想到，在那场‘围剿’《大公报》的战斗中，我居然成了可耻的一员。是我自己把《大公报》埋葬了!”^[3]

　　他想着张季鸾，喃喃地说：“我的回忆录，我的自传，我就决定不写了。我那四十年一天都不差的日记，都已经在破‘四旧’中烧毁了。在烧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写了，永远不写了。……可是，我还欠季鸾兄一篇他的自传。我答应过他的，他也说这件事非你莫属。……我多少次动念头想写，可是多少次都放弃了。他潇洒、儒雅、大度、宽厚，才思敏捷。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恰当地还一个真正的张季鸾给世人。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时代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支笔如何下得去?”说着说着，王芸生又一次老泪纵横，颤抖着拿出一张白纸，从上往下一扬，纸片儿轻轻地缓缓地落在地上。王芸生看着那张白纸，仿佛看到冥间的张季鸾，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很久很久，他才无奈躺了下来，整夜失眠。^[4]

　　他也想到了陈布雷。陈布雷原为自由报人，“议论周匝，甚负文名”，深受王芸生仰慕。可是，陈布雷后来成了蒋介石的秘书长，便再也无法发表自由言论了，虽以清明廉正而在官场上“独树一帜”，但最终却仰药自杀。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陈布雷写道：“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无一毫其他私念。”王芸生免不了这样评价：“(陈布雷)一连二十年，伴蒋作幕，操笔为文，参与机密，始终当要津。蒋的文告，几乎尽出陈手，大本《总统言论集》，每个字都是陈布雷吸纸烟咽苦茶从他的脑子里挤出来的。”“他的‘忠’，并非‘忠’于国家，更非‘忠’于人民，也非‘忠’于他的党，而是‘忠’于蒋介石一个人。这样‘忠’是‘妾妇之忠’。”王芸生与陈布雷，各自所走的“政治道路”截然不同，本无相通之处，可是王芸生无法忘记陈布雷。他也无法忘记，自己与《大公报》的经历。弥留之际，王芸生想起陈布雷亲口对他说的一句话，梦呓般自语道：“我如同已经出了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了……”^[5]

　　他还惦记着另外一个人。1980年4月间，王芸生经常处于昏迷状态，每当清醒的时候，他总盼着有一个人能来看他。一天，他悄悄地问：“今天有什么人来过?……”过了一会，他又慢慢地说：“我想……纯青不会来看我了吧?……”^[6]纯青，即李纯青，是王芸生多年的同事与挚友。可是，在1957年“反右”时，个别心怀叵测的人，借组织之名一再让王芸生交代与李纯青的关系，并说他们已经非常清楚，“主要考验你是否向党交心”。并向王芸生保证：“只是组织知道一下就行了，不会扩散，对李纯青不会有什么影响。难道你连党中央都不相信了吗?”^[7]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芸生写出了“交代材料”，而李纯青却石沉大海，再无音信。王芸生认为自己愧对老友，直到临终，心里的疙瘩也一直无法解开。当李纯青真正来到王芸生的病房来看他，并说：“我想告诉你，1957年没有你的‘交代材料’，我的际遇也是一样的。……”可惜，王芸生已陷入完全昏迷的状态，无法再听到任何话语了。李纯青失声哭泣，连连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8]

　　1980年5月30日，王芸生带着无限的遗憾走了。

　　他临终前的许多日子都是小儿子王芝琛陪他度过的。王芝琛回忆：“父亲临终的情景历历在目，他爱，他恨，他悔，他无奈，他长叹，他悔恨自己葬送了《大公报》。但他确实像水兵爱大海一样，热爱《大公报》，《大公报》是他一生的追求，是他魂系的地方。1949年以后，他为了《大公报》存名，四处奔走，祈求各方。然而临终前他却说，《大公报》的确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文人论政已是明日黄花，今日的喉舌已不再需要它了。”^[9]“他还对我说：‘如果你要研究《大公报》，现在还不行，20年之后或许有可能。”^[10]

　　王芸生的预言令人惊异地成为现实，同时也见证了时代的进步。

　　

　　注释：

　　[1][4][6][7][8]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226、250—251、249、217、249—25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3][1O]许水涛：《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访谈录》，见《2005年中国文史精华年选》(向继东编选)，第36、35—36、32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

　　[5]王芝琛：《王芸生与陈布雷》，《传记文学》1999年第1期。

　　[9]吴超：《世间自有真情在——<一代报人王芸生>出版后》，《纵横》2005年第2期。

　　

　　

（据《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张建安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