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朝立国190年，具有发达的雕版印刷业，却鲜为人知，或语焉不详。本文作者搜集翔实材料，运用出土文物，论述其雕版印刷品的数量及内容、刊印技术与规模，以及出版印刷机构，阐明了西夏雕版印刷在我国出版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同时表彰了古代党项羌等少数民族对中国传统文化事业的贡献，填补了古代印刷史研究的空缺。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在我国西北部建立的一个封建割据王朝。它与宋、辽(后为金)鼎足而立，从元昊称帝(公元1038年)到被蒙古灭亡(公元1226年，以下均为公元纪年)，立国长达190年之久。西夏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夏发达的雕版印刷业是西夏历史文化中灿烂的一页。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极盛时期，西夏在宋文化的影响下，雕版印刷从无到有，迅速地繁荣起来。但汉文史籍中对此几乎无一字记载。因此，我国出版的众多出版史、印刷史、书籍史专著中，对西夏王朝的出版事业根本不提或很少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本文想以近年公布和新出土的西夏文物材料，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西夏在我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地位，以期引起大家的兴趣和重视。

一、现存西夏时期雕版印刷品实物的数量

　　根据史料记载，西夏王朝曾自创文字，翻译汉文儒释典籍，从宋、金请经购书，但西夏到底有无雕版印刷，因史籍无载，一直是个谜。直到本世纪从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出土了大批西夏时期的雕版印刷品实物，这个谜才得以解开。

　　西夏雕版印刷品出土最早、数量最多的当推1909年俄人柯兹洛夫在西夏故城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发掘所得的这一批。这批文献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彼得堡分所。据戈尔芭切娃和克恰诺夫编写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现已考定书目》(简称《书目》)^（1）一书记载，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已考定者，共有405种，约3000多件，其中世俗性著作60种，340多件，佛经345种；尚未考定者还有5000多件。在已考定的60种世俗性著作中，有刊本26种，257件。佛经中刊本数，因《书目》未注明，不知确切数字；但据翻阅过这些文献的同志谈，刊本当属多数。黑水城出土的尚有大量汉文文献。据孟列夫所编著《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柯兹洛夫藏卷》)(简称《叙录》)^（2）一书记载，黑城出土的汉文刊本、写本、文书、纸币共488件，归并成375号。其中可以肯定为西夏时期刊写的佛经为26种100件，其中刊本23种97件。世俗性书籍可以肯定为西夏时期的1种，为写本。这样黑城出土的文献就为我们提供了可以肯定为西夏时期的写本、刊本87种，其中刊本49种，数百件(这里还不包括大量西夏文佛经和汉文文献中尚不能确认的部分)。

　　第二次西夏文文献出土较多的是公元1917年(民国六年)。这一年宁夏灵武县知事余鼎铭在修筑灵武县城墙时，掘获西夏文佛经两大箱(一说是在地里挖掘得五瓦坛)，这些佛经散失在多人手中，其中大部分在1929年为北平图书馆购得，现藏北京图书馆。据史金波在《西夏佛教史略》^（3）一书中公布，北图现藏西夏文佛经17种，100多件，其中大多数为元代刊刻。可能为西夏时期的有3种，其中刊本1种2件。

　　再次是1952年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1972年在武威张义公社下西沟岘等处，也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物。据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4）和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5）两文记载，其中有西夏文写本、刊本约10多种数十件，其中可以认定为西夏时期的刊本3种。另外，武威市近年来又发现大批西夏文刊本，因资料尚未公布，故不知确切数量及内容。

　　对黑水城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1983年、1984年又曾进行过发掘考察，出土西夏文世俗性著作和佛经多种，其中肯定为西夏时期刊本的有数种。

　　最后是宁夏近年来的两次重要发现。1990年在贺兰县宏佛塔塔刹座天宫内出土了一大批西夏文物。据宁夏文管会、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清理简报》^（6）一文刊布，出土有西夏文刊本残页多种，西夏文木雕残版2000余块，最大的一块残版高12厘米，宽23．5厘米、厚2．2厘米，版面文字清晰。1991年在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塔心座中，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物。据牛达生《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考古散论》⁽⁷⁾一文中刊布，其中有西夏时期西夏文、汉文文献数十种，近20万字，其中有数种为刊本。

　　此外，西安市文管会、陕西省博物馆各藏有一种西夏时期的汉文佛经刊本；中国历史博物馆、北大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敦煌文物研究院等单位，以及英、法、日、德等国的博物馆，也都藏有数种到数十种西夏文文献，因未详细刊布和研究，尚不能肯定其中西夏时期刊本的数量。

　　综合以上材料，可知现存可以肯定为西夏时期的写本、刊本约100多种，其中刊本约有60多种数百件，还可能有泥、木活字刊本。从内容上讲，刊本中世俗性著作为27种。从年代来看，属西夏初期(相当于北宋时期)的有3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出土的几百种西夏文佛经，除有确切西夏时期刊刻年代的数种外，均未统计在内，这是因为元代曾在杭州刊印河西字(即西夏文)犬藏经190多部，并散施在西夏故地。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大都无刊刻年代记载，又因大部现存国外，无法进行对比研究，不能确定其中到底有多少是西夏时期刊刻的。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必定能从中确定出更多西夏时期的刊本。因此，现存刊本的统计数是很不准确的。即使如此，现存西夏雕版印刷品实物也是很可观的。据了解，宋版书国内外所存者不过1000部左右，且大都为南宋时的，北宋时的只有数部。金刊本除佛经外，现存于世者，不及20部；而辽版更少，只存数种。西夏与宋、辽、金同时代，现存数量众多的西夏刊本是研究中国雕版印刷史的珍贵的实物资料。如果其中确有泥、木活字刊本，且能肯定为西夏时期，那就更可贵了。因为现存的木活字刊本实物最早只有元代刊刻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泥活字刊本实物最早则只有清代泾县翟金生自造自印的《泥版试印初编》。更为难得的是宁夏出土有西夏文佛经雕版。据了解，国内现只有历史博物馆藏有巨鹿出土的枣木雕北宋木刻版画实物。那么这些雕版就是国内所存唯一的宋代文字雕版了。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了。

二、西夏时期出版物的内容及雕版印刷技术

　　出土的西夏写本、刊本内容十分丰富。西夏人编写的世俗性著作内容涉及政治、法律、历史、文学、语言文字、医药、占卜、历算等各个方面，还有大量汉文典籍的西夏文译本。其中如《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同音》等字书、韵书，对释读西夏文字起着重要作用；《杂字》、《纂要》、《圣立义海》等词典、百科性事典，对了解西夏社会提供了很多资料；《天盛年旧改新定律令》是一部重要的律书，也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古代少数民族法典；还有西夏谚语集《新集锦成对谚语》及多种诗歌集，由此我们可以了解西夏文学发展的情况。我国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专史。在众多的汉文史籍中，记载的西夏史料较少。所以出土的西夏写本、刊本对我们了解西夏的历史、文化以及它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就显得特别有价值了。还需要专门提一提的是，西夏人翻译的汉文典籍中，有些是我国已失传的版本。如唐代于立政编纂的《类林》即是。而有了西夏文《类林》译文，就可以复原这一珍贵的古本了。即使是西夏翻刻的大量佛经，从内容上讲也有其重要价值。从出土的佛经及其题款、发愿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夏佛教发展的盛况。西夏人不仅翻刻、印施了汉文大藏经，还译成了整部3500多卷西夏文大藏经，并几经校勘，刻印了其中的一部分。西夏刊印的汉文佛经可称之为《西夏藏》，它和《契丹藏》、《金藏》一样，是少数民族对佛教文化的巨大贡献。这些资料使我们有可能对西夏佛教进行深入研究，这就填补了原来我国佛教史研究中的一段空白。

　　从雕版印刷技术上来看，出土的西夏刊本也有其重要价值。西夏的雕版印刷是在宋文化的影响下，在很短时间内发展起来的。西夏建国于公元1038年，在此前后曾数次向宋朝请佛经和求赐儒家典籍。可见此时，西夏也还没有雕印的能力。从出土的有年代记载的西夏刊本来看，汉文刊本最早的是刻于惠宗秉常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的佛经《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西夏文刊本最早的是刻于崇宗乾顺贞观年间(1101—1113年)的兵书《贞观玉镜将》。而出土刊本中有年代可考者，其中三分之一均为仁宗仁孝时刊印的。据记载，仁宗时一次印施佛经可达数万至二十余万卷。可知到了仁宗时(1140-1193年)，雕版印刷事业已极兴盛了。这可以证明西夏雕版印刷事业发展是极其迅速的。那么，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发展起来的刊印事业，其水平如何呢?从一些国外刊布的影印件及国内现存的一些刊本来看，水平是不低的。当然，西夏的汉文刻工，可能是从中原地区请来的熟练刻工，可以仿照的刊本也来自中原地区，所以西夏汉文刊本在文字体式、刻印技术、版本格式、装帧形式等方面，都具有宋代刊本的风格，较为精美。例如：夏惠宗秉常大安十年(1083年)大延寿寺演妙大德沙门守琼印施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字体平整稳健、肃穆挺秀，刻工刀法娴熟、笔画如写。可称书法精妙，镌工精良。再如仁宗乾祐十六年(1185年)比丘智通印施的《六字大明王功德略》、仁宗乾祐二十年(1189年)印施的《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同年罗氏印施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虽字体不尽相同，但都工整肃穆，结构严谨。天庆七年(1200年)，仇彦忠等印施的《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则别具一格，字体自然流畅，舒展大方^（8）。从总体上来看，西夏汉文佛经刊印水平，完全可以与宋刊、金刊佛经相媲美。西夏字的刻工，则完全是在较短的时间内，由西夏自己培养出来的了。西夏字是仿汉字创造的，基本笔画与汉字相同；但其笔画繁复，给雕版带来一定困难。总体看来，初期西夏文书写、刊刻水平都较低。后来，西夏王朝大力推广西夏文，设立蕃汉二字院，建立蕃学，并设立刻字司，在很短时间内，水平就有很大提高，写本、刻本中不乏精品。藏于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的西夏文刊本《妙法莲华经》，字势生动，刚柔相济，镌刻精良。西安市文物管理处所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西夏后期用泥金书写的佛经。其纸质厚韧，书法工整秀美，是写经中的上品。更值得一提的是西夏版画水平很高。西夏刊刻的佛经中大部分都有卷首版画，如天盛十三年(1161年)刊印的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首有佛画一纸，图中大毗卢遮那佛面容端庄慈祥，菩萨典雅秀美，衣饰线条流畅圆熟，给人一种飘动的感觉，版刻技术水平较高。又如乾祐二十年(1189年)印施的《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卷首有八折面二纸版画一幅，据孟列夫《叙录》介绍，这幅画中有近百个佛、菩萨、天神的形象。有正在舞蹈的天神，其舞姿优美；还有正在演奏的乐队。画面生动，线条精致，描绘细腻，是一幅很精彩的版画。现存北京图书馆的《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无年代记载，据分析可能是西夏时期的。其卷首有译经图一幅。图中刻有僧俗人物25身，反映的是西夏惠宗秉常时代的译经场的盛况。整个画面虽有些呆板，但可以看出当时翻译佛经工作的组织是十分认真和严密的，也反映了皇室及僧俗人等的服饰、装束等社会情况，是一幅十分珍贵的版画。除卷首版画外，西夏时期还刻印了许多单张佛画，如乾祐十五年(1184年)，仁宗印施《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时印施彩画大小51000余帧。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黑水城遗址中挖掘所得西夏文献中，有大量雕版佛画。西夏刊本中装饰性图案和小插画很多。有人物画，也有各种花纹、花卉。有些写本中也有抄书人或书主人随手绘制的插画，可见西夏人很喜爱绘画，其版画作品很多。随着这些版画更多地刊布，我们对西夏版画水平将会有更确切的评价。

三、西夏雕版印刷的机构和规模

　　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我们得知西夏已有官刻、私刻形式。但官刻占绝大多数，且其规模相当大。

　　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年)颁布的法典《天盛旧改新定律令》一书中“司次行文门”这一节中，规定西夏国家机构分上、次、中、下、末五品司。刻字司属末等司的第一个机构。这个司中还有造纸院等与刊印有关的机构。但西夏官刻机构并非天盛年间才建立的。在此以前，崇宗乾顺正德六年(1132年)刻印的《同音》一书跋中就提到，“……设刻字司，以蕃学士等为首，刻印颁行世间……”^（9）。在乾顺时还刊印过大型工具书《文海》。可见，西夏官刻机构至晚在崇宗乾顺年问(1086—1139年)就已建立了，或许还要更早些。其后，有明确官刻记载的除《天盛旧改新定律令》外，还有：仁宗乾祐十二至十三年(118l—1182年)的西夏文《类林》、仁宗乾祐十三年(1182年)重刊的西夏文《圣立义海》、仁宗乾祐十六、十七年(1185—1186年)的西夏文诗歌集，还有仁宗大庆二年(1141年)的汉文佛经《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胜相顶尊总持》、仁宗人庆三年(1146年)的汉文《妙法莲华经》、仁宗乾祐十五年(1184年)的汉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等。这些典籍上都有“刻字司刊印”、“刻印司刊”、“命工镂板”、“敕有司印造此经”等字样。可以看出，西夏官刻书门类很多，有官方颁布的法典，也有为推广西夏文字而编写的字书、韵书，还有诗歌集、启蒙读物等，佛经就更多了。从出土的文献中还可以看到有些书有多种版本，如《文海》、《番汉合时掌中珠》等，《同音》更是数次重印或修订再版。可见西夏官刻的规模是不小的。刊印所需的物料如纸张，初期比较匮乏，有些书只好用宋朝公文或书籍背面来印。后来纸张生产有所发展。西夏时期刊刻的汉文《杂字》一书器用物部一节中有表纸、大纸、小纸、三抄、连抄、小抄、金纸、银纸、京纸等名词^（10）。《文海》一书中，对纸的解释是“此者白净麻布树皮等造纸也”。可见，西夏纸种类已经很多，不但用破布造纸，可能已用树皮来造纸了。从出土的文献也可以看到有麻纸、皮纸等多种纸张，还有染过色的黄纸、红纸。虽然总的来看还比较粗糙，但也有质量比较好的纸张。当然这不排除有的纸可能是从中原地区购进的。官方如此大量的刊印，除有刻字司、造纸院等管理机构外，可能也还有官方直接管理的刊印和造纸的作坊。

　　西夏寺院刊印佛经的规模很大，这是西夏雕版印刷业的一个特点。据出土的西夏佛经发愿文中记载，皇室印施规模较大的有这样几次：仁宗大庆二年(1141年)“……遂命工镂板，印番汉一万五千卷，普施国内”。仁宗天盛十九年(1167年)“……于神妣皇太后周忌之辰，开板印造番汉二万卷，散施臣民”；仁宗乾祐十五年(1184年)“适逢本命之年……仍敕有司，印造斯经五万一千余卷，彩画功德大小五万一千余帧……普施臣吏僧民”：仁宗乾祐二十年(1189年)“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桓宗天庆二年(1195年)“今皇太后罗氏恸先帝之遐升……散施八塔成道像净除业障功德共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六帧，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九万三干部”。另外，西安文物管理处藏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陕西博物馆藏《佛说摩尼罗亶经》，以及日本天理图书馆藏《高僧传》等三经的卷末，都有木押捺印记一方，中有西夏文题款，内容为“番国贺兰山佛祖院摄禅园和尚李慧月平尚重照禅师之弟子为报福恩印制十二部大藏契经及五十四部华严经……”。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西夏刊印佛经、佛画的数量是很惊人的。没有规模较大的刊印作坊，是不可能完成这样大的印制任务的。这些佛经题款及发愿文中提到的寺院除了贺兰山佛祖院外，还有大延寿寺、京市周家寺、兰山慈恩寺、大度民寺、温家寺、北五台山大清凉寺、众圣普化寺等。估计这些寺庙大都在西夏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的周围。刊印佛经的作坊是否就设在这些寺庙中呢?据资料分析，这是很可能的。在仁宗天盛十三年(1161年)刊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题款中有“京市周家寺僧雕字僧王善惠”，这个王善惠还出现在另一佛经雕字人姓名中，可见这是一个熟练的刻字僧人。另外襄宗皇建元年(1210年)刊印的《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题款中有“西天智园刁”的字样，“刁”即“雕”，可见这个刻字人也是个僧人。这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刊印作坊是在寺院内。另外，前面提到近年来在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发现了大量西夏文雕版，说明西夏时期这个寺院中必有一个大的刊印作坊。所以说寺院刻经是西夏雕版印刷发展的一大特点。

　　西夏私人印施佛经的很多，有官员、僧人，也有平民。官员如秦晋国王任守敬、御史台正直本等；僧人有大延寿寺演妙大德沙门守琼、郇州开元寺僧西安州归义刘德真及比丘智通、贺兰山佛祖院摄禅园和尚慧月、众圣普化寺连批张盖利及沙门李智宝等；平民有为父母祈求冥福的陆文政、有联名发愿的袁宗鉴、杜俊义等17人，还有资荐父母亡灵的仇彦忠等等。这些私人印经，大体是自己出资，寺院印经作坊刊印的，与前面讲的寺院刻经是一种类型。

　　西夏有没有私人刻坊刻书出售的呢?在西夏文《同音》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今番文字者，乃为祖帝朝搜寻。为欲使繁盛，遂设刻字司，以番学士为首，雕版流传于世，后刻工印匠不[晓]事人等因贪小利，肆开文场，另为雕刻，彼既不谙文字，未得其正，致使印面首尾颠倒左右混杂，学者惑之。”^（11）这段记载说明当时有些刻工印匠为了牟利，翻刻了一些官刻本出售。这说明西夏也已有私人刻坊出现。但因这方面记载太少，尚不能知当时坊刻的详细情况。

　　西夏王朝有如此完善的官刻机构、规模很大的刻印作坊，刻印数量如此惊人，这就造就了一大批熟练的刻工印匠。后来元代据西夏时译出的整部西夏文大藏经，在杭州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即西夏字)大藏经版3620卷，至大德六年(1302年)完毕。其开版宏朗，字体遒劲，刻工精良。主持刻经的很多是党项族人。刻工估计也是招募的西夏时期培养的熟练工人，甚至西夏刻工也在杭州参加刻印汉文书籍。元刊杨桓所著《书学正韵》一文中，刻工姓名中用西夏文书写者有四人。由此也可以看出西夏雕版印刷业之发达，以致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夏雕版印刷业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确实是不应该忽视的。

　　

　　注释：

　　（1）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出版。

　　（2）苏联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载《文物》1978年第7期。

　　（5）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6）载《文物》1991年第8期。

　　（7）载《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8）以上影印件均见盂列夫《叙录》。

　　（9）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史金波：《西夏汉文(杂字)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央民族字院出版社1986年版。

　　（11）史金波、黄振华：《西夏文字典<同音)序跋考释》，载《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本文作者单位：宁夏人民出版社)

（据《第二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获奖论文集》，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