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安

　　

　　张友鸾（1904—1990），安徽安庆人，著名新闻记者、作家、古典文学专家。

　　

　　1990年7月，当北京的赵洛收到表兄张友鸾逝世的讣告时悲恸不已，他发一封唁电到南京，写到“数十年情谊，心伤已摧。一掬大招泪，洒向暮云间”。此后，他又以他大哥赵荣声和他二人的名义写一挽联：“新闻奇才，章回大师，校注名家，殊绩自有评说；北李弟子，人报遭砸，胡子情长，邦国久为萦念。”^[1](其中的“北李”指李大钊；“人报”指《南京人报》。)此挽联十分精炼地概括了张友鸾一生的主要事迹，为南京《新华日报》引用，得到大家的公认。

　　张友鸾，1904年生于安徽怀庆，1925年在北平平民大学读书时，便受到著名报人邵飘萍的重视，让他主编《京报》的《文学周刊》。1927年，又受老师李大钊的委派出任《国民晚报》社长。此后，他先后在十几家报纸工作，担任过南京《南京早报》的社长，北京《世界日报》、南京《民生报》、《新民报》、《南京人报》、上海《立报》的总编辑，重庆《新民报》、南京《南京人报》的经理、总经理。他不仅博学多才，编出高质量的报纸；而且下笔如神，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除发表大量深有影响的短文外，还以《白门秋柳记》、《胭脂井》、《沈万三》、《魂断文德桥》等小说，受到世人广泛的关注。他与张恨水、张慧剑、赵超构并称为“三张一赵”，名重报界、文坛。

　　1952年，《南京人报》停刊，张友鸾结束其新闻生涯。1953年，张友鸾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古典部小说组组长。他所注释校订的七十一回本《水浒》，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出版社整理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其注释被称誉为

　　“为新的注释之学安放第一块基石”。他所发表的《十五贯》、《魔合罗》、《赛霸王》等中篇说部，在社会上引起很好的反响，195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十五贯》等六部单行本。他还责编了多部古典小说，撰写了《金圣叹怎样诬蔑宋江的》、《<三国演义>中的张飞》、《<镜花缘>的倾向性》等许多古典文学作品研究文章，与冰蔚合作译写了朝鲜古典名著《春香传》，并在上海《新民报》、香港《大公报》发表不少杂文，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语故事》、《古代寓言》两个固定专栏撰文……“反右”与“文革”中，张友鸾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的磨难。即便在困境中，他仍然笔耕不辍，先后创作长篇小说《国大现形记》、译注《赵充国传》、译写《不怕鬼的故事》、与别人合作选注《关汉卿杂剧选》，并在香港《大公报》开辟专栏“友鸾杂写”、“旧读新钞”，在香港《新晚报》开辟专栏“掀髯谈”，在香港《文汇报》开辟专栏“盛世新篇”、“燕山新话”，……写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

　　其中，他在1980年所撰写的《胡子的灾难历程》，既是奇文也是妙文，真正将人生悲欢看开了想透了写真了。一把胡子伴随着作者经历着苦难，最终在晚年迎来了春天，这是作者所庆幸的。但在文末，他又这样写道：“有朝一日，在火化场上，可以想象，先点燃胡子，胡子总归最早离开我的躯壳的。”^[2]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张友鸾开始考虑自己的归宿。

　　1985年秋天，张友鸾脑血栓加重，从此辍笔。1986年新年刚过，他又突然中风失语，昏睡不起。后来病情虽有转机，但也只能断断续续说些不连贯的词句。从此，他基本上处于病重失语的状态。

　　1987年的时候，张友鸾夫妇与长女张钰，已一起在北京团结湖一个二居室住了很长时间了。可是，就在张友鸾病重的时候，他却非常想回南京。

　　南京，是张友鸾魂牵梦绕的地方。

　　他把南京作为他生命最后的归宿。

　　为什么会这样?张钰向笔者这样解释：“一、我父亲长期在南京办报，办《南京人报》、《民生报》、《新民报》。我叔叔张友鹤办《南京晚报》，也是他帮着办起来的。他的事业大部分在南京，他对南京的感情特别深，虽然他不在南京出生，但将南京看作家乡。二、当年《新民报》‘三张’中的张慧剑是在南京去世的，死后葬在南京。我父亲说：‘慧剑在南京，我还得到南京陪他，死后要陪着他。’他们的感情真好，我说他们是‘文人相亲’。当年抗战胜利后，我父亲和叔叔在牛首山找墓地，将我曾祖母、祖母都安葬在那儿。张慧剑去世后，在那儿得了一块地。我父亲自然也愿意自己去世后葬在那儿。现在，他们的墓地都在牛首山，两边两个小山坡，隔一块地相望。以上两点，是我父亲主观上的愿望。还有一点，我妹妹张锦在南京，我妹夫在新华日报工作，那一年给他换了一套四居的大房子。他们就说：‘我们现在居住条件改善了，老爷子想回南京吗?’在北京，是我一个人照顾我父亲。他们在南京人多，居住条件也改善了。这些原因合在一起，父母亲便在我们的护送下回到南京。”

　　张友鸾的次女张锦则在文中回忆：“我从幼年时就听家人说过父亲是个孝子，年长后又亲眼见到他对祖母十分孝敬。祖母是南京人，去世后就安葬在南京。所以父亲年事渐高以后，曾多次对我说，要回南京，要到奶奶身边去。1987年，他在病榻上吃力地说出‘南京……母亲’，就是这种母子亲情的流露。但是，又不尽然，我体会父亲的情感，他是把南京这一文化古城、灵秀之地当作母亲一样的热爱和依恋着的。”^[3]

　　回南京成为张友鸾最大的愿望。他的夫人和儿女们便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使他终于了了心愿，南下住进南京百步坡女儿张锦的家。

　　张友鸾人缘非常好。他曾被称为“最风趣的报人”，总是乐观幽默，梦笔生花，妙语连珠，给看他文章的人以及接触他的人带去欢乐与鼓舞。所以，离别北京前，许多老友相约来送，其中便有黄苗子、杨宪益等。杨宪益能喝酒是有名的，张友鸾也有此好，只是病重就不能再饮了。二人既是文友也是酒友，交情很深。张友鸾的夫人崔伯苹一见杨宪益来了，马上吩咐家人：“快去拿酒!”^[4]看到老友喝酒，张友鸾虽说不清话，但洋溢着快乐的表情。

　　张友鸾还有一个遗愿。病前，他曾多次同儿女们谈起元代戏曲研究的话题。他曾对张锦说：“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我国元朝的戏曲，其辉煌价值绝对不在莎剧之下，其难懂程度也比莎剧过之甚多。我们应该赶快做些元戏曲的普及工作。否则，不要多久，能懂元戏曲的人只剩下极少数专家，元戏曲这一传统文化的精华将会逐渐消亡了。我已经着手将元戏曲故事改编为通俗话本。只是我已年老力衰，恐怕不能完成这一任务了。你们是否也来做做这项工作?”^[5]当时，张友鸾已改编了《十五贯》、《蝴蝶梦》、《清风楼》等八九出戏了。他改写这些戏曲，是做了艺术再加工的，使戏剧主题更加突出，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赋予老戏新的生机。

　　这次，张锦夫妇接父亲去南京，安顿好行装就要启程了，张友鸾从包里拿出臧晋叔编的《元曲选》，双手郑重地交给张锦。他虽默默无言，但张锦完全理解了父亲那久存心中的殷切愿望。

　　在南京，张友鸾仍整天卧床，处于失语的状态。他的亲人尽量给他创造条件，拉着他在南京到处走，去夫子庙、宣武湖、莫愁湖、燕子矶、秦淮河等名胜，使他十分欣慰。在文德桥凭栏远眺时，有人问：“您还记不记得您写的《魂断文德桥》了?”老人微微一笑，颇为自得。南京旧交众多，时有友人来访，虽不交谈，但也给张友鸾带来不少欢乐。

　　1989年，《新民报》创刊60周年时举办庆祝活动。赵超构专程去南京，搞了一次聚会。作为《新民报》元老，张友鸾自然是首邀人物。他本人因病无法出席会议，便由女儿张钰代表出席，并做发言。这是以张友鸾的名义，所做的最后一次发言，很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情。

　　标题的名称是：“写下最后一个字”。

　　《新民报》创刊至今整整六十年，我已是85岁的垂暮老人了。回想在《新民报》工作的日日夜夜，事情好像特别多，可恨年老多忘，记忆模糊，一切又都那么隐隐约约。但旧社会报人的酸甜苦辣，其味犹在。

　　1929年《新民报》在南京创刊，原来由在中央社任职的刘正华兼任总编辑，因为他实在难以分身，便约我来担任这个职务。我当了三年总编辑，又当了一年经理。等到编辑部与经理部初具规模，报纸方针、对象都已明确，我就离开了《新民报》。抗日战争爆发，《新民报》迁往重庆，我又应社长陈铭公之邀，再度进入《新民报》，参加了重庆《新民报》的创刊工作。此后一干就是八年，直到抗战胜利。

　　解放前我以编报为业，最喜欢办新报。我前前后后经过十来家报社，少则干几个月，多也不过三四年，只有《新民报》，我不仅是它初创时期的成员，而且两进两出，工作达十二年之久。

　　《新民报》作为一张民间报纸在旧社会能够存在、发展，实在不是容易的事，社长陈铭公和报社的同人为之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是无法计量的。记得《新民报》创刊不久，就因为报纸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政策”，支持当时的学生爱国运动，受到当局的多次警告。以后《新民报》的“开天窗”，罚停刊，我也记不清有多少。1943年出成都版，这是《新民报》向多社多版发展迈出的第一步。我为成都版的创刊从重庆到成都，但不到一年就被成都当局“驱逐”出境，为的是报纸登的社会新闻反映了群众疾苦，得罪了反动派。为了保存成都社，我只得携妇将雏离开成都。记得当时搭乘一辆运货卡车，天气很热，我的秃顶被太阳晒得脱了一层皮。今天想起来还觉得火辣辣的。

　　我后来离开《新民报》，是因为自己办南京《人报》。那是1946年，《新民报》已发展到五社八版，成为旧中国影响最大的民间报。南京《人报》底子薄，规模小，它和《新民报》始终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在白色恐怖下，它们相互支持；它们都得到共产党的关怀，也都遭到反动派封门的厄运。南京数十家报纸解放后获得复刊的，只有它们两家。

　　以后我转业到出版社，可是心中总装着《新民报》。《新民报》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发展。我为它高兴；《新民报》在“四人帮”时期被迫停刊，我为它难过。1982年，上海《新民晚报》复刊，我曾兴奋得彻夜难眠，顾不得年迈多病，连续为晚报写了一些文字。我想，我虽不能与《新民报》长相随，但愿做到“有始有终”。始者，为《新民报》的开创出了一份力；终者，为《新民报》写下我一生中最后一个字。事实上从那以后，我便因脑血栓再也提不起笔了。

　　我现在视力锐减，看报十分吃力。不过，每天的《新民晚报》我总要浏览一遍，尽管有时眼前一片模糊，但只要看出一个轮廓，看见几条标题，就觉得心安。

　　说起《新民报》，我就会想起许多同甘共苦的老朋友，他们曾经呕心沥血为《新民报》的创办和发展做出很多贡献。其中恨水老大哥，慧剑、大千、苏风都早已离我而去；陈铭公和承烈大哥也在今年相继去世。想起他们，心中怅然。值得欣慰的是，逝者去矣，生者还在奋斗，《新民晚报》的“老将”超构兄还在和报社的新老同志一起，为办好这张报纸继续努力。我羡慕他，因为我已不能工作了。我知道，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人的生命有限，而人民的新闻事业却是永存的。^[6]

　　上海《新民晚报》三任总编辑赵超构、束纫秋、丁法章一起到张友鸾的住处去看他。张友鸾分外高兴。他不能说话，但笑容可掬，并与三人合影留念。这样，《新民报》四代总编辑一起，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

　　岁月不饶人。随着年岁的增加，张友鸾必须面对死神了。

　　对于生死，张友鸾是如何看待的?

　　其实，早在1979年7月8日，张友鸾便在香港《新晚报》发表《送终用音乐》一文，探究人在临终时的状态，并表明自己对生者的建议。他写道：

　　一个人临终咽气的时候，若按我的观察，脑神经是一部分一部分陆续死亡的。有的人视觉神经先死亡，有的人听觉神经先死亡，诸如此类，各不相同，尽管前后距离有时不过几分钟，然而却不是一秒钟之内同时死亡的。

　　再说，一个人，入了昏迷状态，在他自己，只不过居于梦境而已。能醒得转来，是由梦而醒；死亡哩，那个梦便澌灭了。梦境往往要受外界的影响，平常睡眠中的梦和疾病昏迷中的梦，应该没有什么不同的。

　　根据这两点，我不禁想到：临终的病人，正在梦中，听觉还起着一定的作用，亲友们给他送终，有必要考虑给他一些适当的音响。这就是说，让病人听到他所喜欢的声音，愉快地死去。死亡终归是痛苦的；如果听觉上起了愉快之感，岂不可以冲淡那些痛苦吗?

　　中国老式送终的方法，无疑是最不合理的。老人睡在床上，子孙跪得满地，刚一咽气，哀声大作。可以想象得到，这是给死者于痛苦之上增加痛苦。死者还不知道自己死了与否，哭声无异于是在告诉他：“你死了!你死了!”

　　这是习惯的办法，实际已形成为一定的仪式。晚近以来，由于社会风气今昔的不同，由于居住条件或其他原因(例如有些人是死在医院里的)，一般人送终，都是严肃的沉默。在那段时间里，听得见的，只有时钟滴答作响，和病人垂死挣扎的呼吸声相伴和。过分的寂静，显然增加着绝望的悲哀气氛。生者固极为难受，死者也可想而知。

　　究竟用什么办法为临死的人送终才是适宜的，似乎从来不见有人当作一个问题加以讨论。这是由于人们的错觉。认为临死时必然全无所知，没有痛苦和愉快之分；即或还略有感受，也只是几分钟(最多几小时)的时间。既不必为此多作考虑，而且也无从使死者欢乐。

　　事实绝非如此。一个人，当他即将结束全部人生旅程的时候，正在做着最后的一个梦。希望他这个梦做得舒畅，从而甜甜地进入永远安息的化境，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为他奏一曲他生平所喜欢的乐曲或歌唱。尽管只是片刻时间，这片刻时间却是极其珍贵的。

　　古时候，往往有一些人，在吊唁时为死者奏乐歌唱。伯牙给子期鼓琴，是最为流传的故事了。晋人孙楚(子荆)和王济(武子)友好。王死，孙往吊，临尸痛哭。哭毕，说道：“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接着就学了几声驴鸣。其他吊客，忍不住一齐笑起来，孙生气说：“为什么让你们活着，却让那个人死去!”(见《世说新语》)

　　不论是鼓琴，是学驴鸣，他们的态度都是严肃的，决无“化悲哀为欢乐”之意，而只是为了安慰死者。

　　可以说，我建议用音乐送终，原是从那些古人故事得到启发。相信死者必然同意我的建议，可惜的乃是他们失去了“发言权”了。^[7]

　　很显然，当年75岁的张友鸾对“死”进行了思考。他不改自己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认为即便“死亡终归是痛苦的”，但也应该尽可能使病人“愉快地死去”。

　　这一文章之后，张友鸾又写出《回光返照》的文章。虽然依然探究严肃的“死亡”话题，但写得生动诙谐，体现出张友鸾洒脱的个性。

　　人在临死咽气之前，忽然神志明朗，精神振奋，那叫“回光返照”。时间很短暂，一般是知道就要死了，作些身后的嘱咐罢了。却也有人，在那回光返照之时，认为已经活转来，还要干这样、干那样，补一补未完的功课，岂不微妙?我听过好几个传说，这里记一文一武的故事。因为是传说，怕的免不了有些夸大。

　　小说家林琴南在五四运动以后，坚决反对新文化，不但没有达到复兴古文的目的，反而弄得自己的作品失去了广大的市场。这时，他主要靠卖画为生。他的画，其实是未入流，全仗着文名吸引一些主顾，润格却比同时北京其他画家低得多。因为年纪老了，家里还有幼妻弱子，总想给他们留点遗产，只是不能聚集成数。后来有人向他建议：“自来画家的作品，在生前都是得不到善价的；一旦捐了馆舍，立刻就可以抬高。你既然是准备留做遗产之用，与其现画现卖，何如画而不卖?留画比留钱，价值要高得多的。”林琴南一闻此言，欣然采纳。每天作画时，认为是得意之笔，即便留下，藏诸内室。只怕或为亲友所知，窃取以去，因而在画上不题款，不盖章。积之多年，幅数不少。那一年，他七十三岁，忽然一口气上不来，死了。家里人一面举哀，一面备办后事。谁知正在乱哄哄的时候，他却又悠悠苏醒。张开口便说：“把那些画拿来，等我题款。”家里人怕他劳累，劝他不必急急，他说：“我已经完全好了。把画上款题齐了，还要写一篇《还魂记》哩!”家里人只好把画都搬出来，由他一张一张去签名。整整写了一个上午，才写完，他却把笔扔在地下，又倒下头去，从此死了。

　　军事家蒋尊簋病危时，气息绵顿，眼看就要撒手辞世而去了。家人正在给他准备后事，谁知他忽然又醒转来，而且精神还很好。别话不说，只要喝白兰地。家人认为他大病初苏，不宜喝酒，没有给他。他生了气，闹着非要不可。给了他一杯，他摇摇手，要整瓶的。他平日也不是什么大酒量，家人料想他不会多喝，就打开一瓶递将过去。他接到手，对着瓶口，咕嘟咕嘟朝嘴里直灌。不一会儿，竞自把一瓶都喝完了。家人正在希奇，他却全无醉意，又要第二瓶。反正“死马当作活马医”，一瓶已经喝了，再要一瓶就再给一瓶吧，何必让临死的人不痛快哩。他喝这一瓶时，速度稍慢，却不时发笑，好像十分愉快。可是，这瓶不曾喝完，他终于断了气，一瞑不起了。这事很怪，可惜当时没有医生从生理、病理上加以分析研究，否则说不定能发现一条什么新病例哩!^[8]

　　这篇文章颇有点预言性质。张友鸾在临终前也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回光返照”，而他的“回光返照”则比林琴南、蒋尊簋高明得多，非常有意思且很有深意。

　　张友鸾的逝世，显然与夫人崔伯苹先逝有关。他们夫妇有66年的深厚感情，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谁都离不开谁。结婚时，证婚人周作人为他们写了一副对子：“文章魁首，仕女班头”，夸赞他们像《西厢记》中的“张生”与“崔莺莺”。此后，这对“张郎”“崔娘”便再也不曾分开。张友鸾一生起伏不定，尤其在最艰难的时候，总有崔伯萍跟随着他，给他以支持。到了晚年，老伴又是听从他的意见，从北京搬到了南京。

　　1990年2月的一天，崔伯苹起得很早，把自己擦洗了一番．然后要了杯水喝，接着便重新躺到床上。她的精力一直很充沛，似乎用不着家人担心。可是这一天，她却在躺下后再未起来，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安安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消息传到北京，张钰举着话筒，愣愣地定在那里，心中不胜酸楚。她的女儿张恬随即知道：“外婆去世了。”

　　“凄惶的寒风打在窗上，一只麻雀啾然飞去。”外婆的去世，也带给张恬不尽的凄凉。她怀着特殊的心情，踏上南下的列车，“去寻那依稀尚存、苍老而不倦的外婆的身影，去看那拥衾而卧、病人膏肓的外公”。^[9]

　　她看到：

　　外公因外婆的离去，看上去精神更加委顿，他不时地用手指着那张空床：

　　“她呢?”

　　“不在了。”

　　“——噢。”

　　外公无言地低下头，一边叹着气，泪水便顺着清癯的面孔，一点点爬下来。等到吃饭的时候，他左顾右盼地看上一会儿，接着又要问：

　　“她呢?怎么不来吃饭?”

　　精神恍惚的外公，如此这般，一天不知要问上多少遍。六十多年了，他太习惯那种夫妻相对而坐的情景了。

　　外婆的去世，无疑注定了外公的不久于人世。仅仅隔了五个月，外公便相随而去。^[10]

　　张友鸾的外孙李卫平也说：“外婆走了，静静的；没几个月，总在外婆床边摸来摸去的外公也走了。”^[11]

　　那是夏日的一天下午，张友鸾的心脏病再次发作。他的女儿女婿赶紧采取急救措施。外孙李征平也跑了过来，用嗅硝酸甘油、掐人中等办法，均无效果。张友鸾的嘴里不断往外喷气，却没有进气，两眼直往上翻，情况十分危急。李征平当即扑向外公的病榻，和外公嘴对嘴地进行人工呼吸。十分钟左右，张友鸾病情缓解。此后两天，张友鸾一反常态，对人世进行了特别的告别。

　　张锦回忆：“父亲八十六年的人生旅途，是把他热爱的南京城作为归宿的。1990年7月21日，父亲一反终年卧床的衰疲状态，挣扎起床，下地走动。他的失明的眼睛忽然明亮起来，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拈须大笑，似乎在同老友倾谈，但只能听到‘新闻’、‘发稿’、‘出版’等单词，讲不出连贯的句子。实际上他是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向世人告别，向他从事半个多世纪的新闻和文学事业告别。一连十几个小时精神亢奋，终于在7月23日凌晨，他无憾地长眠于母亲——南京的怀抱之中。”^[12]

　　对于张友鸾临终前奇异的举止，不少纪念文章中均有提及。他的幼女张镒回忆这段情景后，称：“父亲不希望我们哭泣，他临终时仍然开怀大笑；父亲不希望我们颓废，即使在困难时期他也依然保持乐观；父亲不希望我们成为弱者，他性格虽极温顺，却爱憎分明，不畏强暴。我们缅怀他就要将他的道德风范、笔墨文章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这是我们家庭的宝贵财富， 也是社会的一笔精神财富。”^[13]

　　张友鸾的老友、著名报人郑拾风则专门写了一篇《临终的笑》，内文中有这样的语句：

　　他那双接近失明的眼睛，似乎看到许多使他高兴非凡的人和事，因而变得明亮起来。他挣扎起床，一面喃喃自语，一面掀髯大笑……老人就这样用笑、用谁也听不懂的语言高高兴兴地同人世告别。

　　他的笑，成了千古难解的谜，只能猜想：他是否与“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的陶渊明引为知己而发出笑声的呢?或者，他感受到弘一法师四句偈语“问我何适?莞尔无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的纯真境界会心大笑呢?我看，从老人淡泊宁静的性格，从老人博学多思的素养，很多地方确乎兼渊明、弘一而有之，但与二公鲜明不同的是他忠于人民新闻事业，为人民解放事业“九死不悔”的入世精神。

　　诚然，他毕生坦荡幽默，达观开朗，安贫若素，遇难不惊，甚至有点玩世不恭，但亲近的人会经常发现他对国家民族命运、前途沉重忧思。只要人民需要，他愿意勤奋笔耕，献出一切……^[14]

　　张友鸾弥留之际的举止，因其奇异，因其与他一生的事业有莫大的关系，所以也将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注释：

　　[1]赵洛：《忆念大表哥》，见《张友鸾纪念文集》，第158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2]张友鸾：《胡子的灾难历程》，见《张友鸾随笔选》(张钰选编)，第18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3][12]张锦：《父亲的南京情结》，见《张友鸾纪念文集》，第159、162页。

　　[4][9][10]张恬：《今生完了“西厢”债》，见《张友鸾纪念文集》，第193、194、194页。

　　[5]张锦：《新闻妙笔 古典宏裁——追忆我的父亲张友鸾》，见《张友鸾纪念文集》，第278页。

　　[6]张友鸾：《写下最后一个字》，见《新民报—新民晚报创刊六十周年纪念册》。

　　[7]张友鸾：《送终用音乐》，见《张友鸾随笔选》，第256—257页。

　　[8]张友鸾：《回光返照》，见《张友鸾随笔选》，第258—259页。

　　[11]李卫平：《牛首山前思悠悠》，见《张友鸾纪念文集》，第199页。

　　[13]张镒：《向父亲告别》，见《张友鸾纪念文集》，第173页。

　　[14]郑拾风：《临终的笑》，见《张友鸾纪念文集》，第36—37页。

　　

　　

（据《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张建安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