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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的二十九日为《中西报》发行满一万号的纪念日，环顾国内报纸的封面记数，能够达万数以上的，《中西报》实居第六位。由这个证明，一张报纸，在这个潮流起伏变化复杂的时代里，能推动环境而不为环境所抑制的，实在须有其独具的适应需要性，所以才能排万难而屹然生存，这是值得纪念的第一点。《中西报》自前清丙午年发刊，即为王华轩先生个人独资经营。易言之，为一种纯粹的商业组织，由丙午至今三十余年，以武汉地居全国腹心，中经变故不为不多，可是《中西报》始终能保持其最初的面目，至今不受任何外铄力量的动摇，而改易其素志，这是值得纪念的第二点。世界知识，为今日每一个国民所应认识了解，故翻开现代报纸，莫不把国际要闻列在重要篇幅，但在三十年前，《中西报》的发起人就已注重到此，所以对报纸命名，特标“中西报”字样，以唤起国人的注意。目光远大，足当我同业先进先觉的示范，这是值得纪念的第三点。

　　以上系就《中西报》出世以来的历史和其现有的地位而言，并不是什么夸大浮泛的推崇。至于说到我个人，和《中西报》的关系也不可谓不十分密切不同泛常。盖在此三十年中，除了文字的因缘不计外，我入本社充当内勤，亦先后凡三次，此中经历，若要叙述起来，恐怕累牍连篇都不能尽。总之，《中西报》凡举行三千号、五千号、八千号等历次纪念，我都躬与其盛。在今日又欣逢万号届满，回顾当年新旧同事，虽或墓木已拱，或异地羁留，而主人王华轩先生独精神矍铄，步履健康。早衰如我，仍得随众参加前来庆祝，又安可无文，以留鸿爪。

　　在本报万号征文启事发刊之日，华轩先生就谆嘱我，必要做一篇文字以为永久纪念。我觉得纪念文字，不外敷陈企望，期待将来，这些陈言腐套，不特千篇一律使人生倦，并且人生希望，事属未来，终近憧憬。与其作空想的期待，不若记实际的回忆，尤其是回忆而带有辛辣气味，最足耐人咀嚼。于是乃将民国三年所身经的《大汉报》一段文字狱，据实写出来，贡献给一般读者，认为是武汉报纸遭际的历史也可，认为是报馆从业者的一种教训也可，认为是新闻界的一页光荣史，亦无不可也。

　　民国二年秋，革命军举义旗于江西，讨袁世凯，事不成。袁乃命段祺瑞南巡宁赣，止于鄂，以镇压其所谓反动派之革命党焉。段之于袁，固面从心违，故虽衔密命，而莅鄂数月，迄未钩党兴狱，其与袁、黎往还电文，皆按日批送《大汉报》揭载。盖其时《大汉报》，汉口社址毁于阳夏之役，迁居武昌，近在一城，故终段祺瑞之任，均日与报社通往还也。

　　段固不满于袁，而袁亦认段之所为不满，不久，遂调大段入京，而代以小段“芝贵”。小段者，清季曾以候补道资格，一跃而授任黑龙江巡抚。经当时京沪各报揭刊其购买女伶杨翠喜密献振贝子之隐事，引起御史赵启霖之劾，因而革职者也。到手富贵，忽成泡影，故其生平最恶报纸。迨入民国，芝贵复夤缘得附于北洋系，为袁氏所赏拔，授以鄂都督(其时尚未改称督军)重任。抵鄂尽反大段所为，严禁署内职员，不许与各报社通声气。是时《大汉报》在武昌，而创刊人胡石庵则常居汉口旅社，余知小段之将不利于吾业也，亟走告石庵，嘱其早日将社址迁回汉上，否或远移京沪，而武昌则如虎口，不可刻居。顾石庵虽聆余言，终因循莫决，曾未逾月，遂有王克琴之事，而难作矣。

　　先是，现在名存实亡的怡园，民元二年间，营业最盛。而该园自清末落成以来，即开演髦儿戏(即坤伶)。其时男女合演风气未开，该园亦始终以女伶号召观众，每届皆特聘著名花旦，以为台柱，此时所罗致者，则为王克琴。王在前清，曾与段芝贵购献振贝子之杨翠喜同班，共享盛名，虽已年逾花信，而肌肉细腻，容貌丰腴，做工既极入化，音调尤清脆可听。每夕登台，皆座无隙地，《大汉报》编辑同人，如主编小说之彭蟑庵先生，即素有“捧伶”嗜好者，工作多暇，亦时往聆曲焉。

　　王克琴莅汉，登场未久，忽传小段有微服渡江私访王伶事。石庵在汉，使识段者暗侦之。一夕见段小帽便衣，至王伶下处，下帏密谈，深夜始去。无何，遂有王为某有力者量珠聘去，将辍业从良之风说，当以传言虽甚，而佐证毫无，姑置之。

　　讵王于此时，竟突然告假停演，顾其与班主所订合同期日，则相差尚远，该园固恃王为叫座之首选，王既半途违背合同，其营业当然受巨大影响。班中主事某甲，与石庵为稔友，乃时以王段秘事，输送报社中，复以严密调查，约半月许，遂获铁证。盖有军阀走狗，闻段纳王为小星，乃恭献红木家具数百件。此项器具，自沪运鄂，海关皆给以免税单，抵埠之日，竟公然起存王之寓所，预备择日量移藏娇新屋矣。

　　《大汉报》同人当以铁证已具，即议开始攻击。石庵是时，方经营其在三分里内所设之汉南旅馆，及大汉里(即现在之新永安里过去之桃源坊)房屋事业，无暇过问社务。然此一举，无异批逆鳞而捋虎须，故事先亦征得同意，始下总攻令。唯当日与议诸人，为倪君琴舫、金君缄三、丁君愚庵、彭君蟑庵，而余独因病未得参加。事后，细询当时决策情形，则或陈猛攻计划，或鼓锐进的精神。独于退步，一无打算。书生积习，幼稚可笑，其败也不亦宜乎?犹忆最初关于兹事纪载，其标题为“落花有主”四字，不啻为发难之第一枪也。同日，复于报尾殿以时评。纪事文中，尚含糊其词，谓名伶王克琴，已为某钜公(那时要人两字尚未行时)所赏拔，将出重金代为赎身。故王伶自即日起，已不复再露色相等语。时评则俨然赤裸裸的，把王、段关系揭露无遗。以言力量，诚无异一个开花炮弹，唯其措词却极尽巧妙能事。我还记得大意是说：“记者某天在怡园观剧，适王克琴正演‘游龙戏凤’，王饰凤姐。有云：‘军爷虽有钱，难买娃娃不卖之物!’记者认此二语，恰合王克琴身分人格，故当时为之喝采不置。但据本日报载落花有主新闻，似王伶已将择人而事，按诸往事，昔何倨傲，今何屈服?岂真自伤老大，有厌倦风尘之意欤?不然，何前后如出二人也。”

　　此评语之妙，即妙在“军爷有钱，难买娃娃不卖之物”二语。盖王克琴于清末，在津埠演剧时，与杨翠喜同班。杨为青衣花衫，王则纯粹演花旦戏。彼时贝子载振因公过津，段芝贵等宴之剧园，载振既观王伶唱做双绝，赞不绝口，为之留连累日，始返京复命。小段知振所属意，乃密商王伶亲属，愿以十万元购王克琴，献之京邸。时载振身为亲贵，已列卿贰，并参机要，权势赫奕，炙手可热。王家属与园主，均以为富贵逼人，机会不可错过。顾克琴则坚称不愿，谓若逼勒过甚，宁以身殉云云。其事竟不谐，段不得已而思其次，始半其值，为杨翠喜赎身，并特制青幛蔽车，连夜密送北平(旗人家规如此，读《红楼梦》便知)。不料事为御吏赵启霖所闻，具摺参劾。结果，小段革职，振贝子亦连带去职(某部尚书)下野。案白，朝野震动，而克琴不以富贵移其素志，其名亦因而大彰。初不意十余年后，段之与王，乃复有此一番遇合因缘，意者王伶亦自伤沦落，故迎拒之间，遂不免失其操守耶?是以评语引军爷有钱二语，作责备克琴口气，最为适当。然谚有之：“打人勿踢人痛处。”用此以讥讪段王，文字诚妙不可思议，其如段之衔恨由此益深，对《大汉报》同人遂必去之而后快矣！

　　此时小段虽已挟嫌，顾犹未遽然有所动作也。且报章纪事出现之第三日，突由怡园送一启事来刊，启事由克琴具名，大意谓本人厌倦风尘，决于最近辍业，不再出演。惟感于顾曲知音之雅，拟择期将生平拿手好戏，在月内连演三夕，以为最后纪念，届时并附赠本人便装照片，每座一张等语。此启事不载他报，专刊《大汉报》戏码栏，表面上为解释外间流言，实际不啻是对《大汉报》之纪事时评，作一总答复，而其赠送相片，则为一种无形的辩白。盖既随贵人作妾，即断不肯再以色相供人牺牲，其理由无待详剖，其用心良苦矣。惟有可注意者，则小段始意，似尚有所顾虑，恐为清议讥弹，故授意克琴刊此启事。假使《大汉报》若于此后遂不复更事攻击，则文字之祸或可缓作，亦未可知。无如当日编辑同人，直如初生之犊，不知军阀虎威之可畏。且复不明事理，即根据王克琴启事，而责其不如期履行。于是第二短评又以发刊，文中有观众望穿秋水，何以克琴之芳影芳踪至今杳然等语。越三日又作一短评，标题日“鼎足而三”，谓昔杨翠喜之从振贝子，刘喜奎之媵某公，并今之王克琴得侍贵人，可谓鼎足而三矣。此则真如世俗所谓“催命符”，披露甫一日，而《大汉报》同人，遂全体入狱矣。

　　语云“蜂虿尚且有毒”，而吾人乃“撩蜂拔刺”之不已，则其遭毒害也亦宜。盖当日颇传段之于王克琴，将如密献杨翠喜于振贝子之故事，并非购以自娱，实以献之袁大太子云台也。而《大汉报》时评，又似暗为点破，谓“王伶干呼万唤，迟迟不出，使记者顿忆北京政治舞台，黑幕之中，大有人在”云云。实则原文乃为徐世昌而发，顾段氏做贼心虚，误认此语所指为洪宪东宫，遂不觉勃然大怒(段因《大汉报》屡揭王伶事，故极注意是报，每日派有心腹，逐张检阅)，而大狱以兴。段氏意谓此时再不先发制人，必将其美人妙计暴露无遗。犹忆祸作之日，为民三年三月十七日，汉口所谓稽查处者，承段密旨，以稽查员数十人，布防于汉南旅馆，而由督署副官一人，投刺谒胡石庵。时在晨间十时，胡犹未起，当款留少坐。胡左右有与各稽查素稔者，睹状，知事不妙，力阻胡勿出，并代策划，从间道遁入租界暂避。胡不之允，立起与晤，该副官谓段都督命来相邀渡江，作私人谈话，决无恶意等语。胡慨诺，命雇肩舆送至输渡，而稽查员等则佩武器，徒走随从，如解要犯焉。既至武昌，段遂下手谕，将胡交陆军审判处矣。

　　当汉口旅社情势严重时，武昌报社亦早有报告。是时编辑同人除金君缄三先期请假旋里外，余于下午一句钟已齐集。盖当日报章采访编辑事，均极幼稚，每日三大张，至迟夜问八时，概已截版，往往十二时即可出报。非如现在各报编辑部，必至十时以后始开始工作也。

　　同人会聚后，当然对胡被逮事加以研讨。惟总社既略无动静，众亦皆有“祸福与共”之概，并无人作走避之想。倘此时有提议及此，无论编辑六七人，即全体解散，亦尽有摒挡之余暇也。虽然，谚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者，实为吾人处此乱世之良好教训也。

　　段既将胡下狱，其对《大汉报》之处分，尚未有何表示。乃有某走狗久思媚段，苦无机可乘。至此乃密告曰，都督既捕胡石庵矣，若仍听该报照常出刊，则其言论必将谋不利于我公。曷弗罗织之，一网打尽，免其目日絮聒乎?段闻之喜，立授意警厅崔振魁。崔即率探役匡某，并武装警士多名，至报社围捕查抄。经此辗转俄延，总社空气紧张，已在下午五时后矣。最可哂者，崔见社中职员众至百余人，大惧，恐将拒捕，乃由电话复召来队士四十人，严守前后。来往之人，无论是否本社职员，皆准入不准出焉。

　　既而至九时余，警所电话至，命将编辑部全体同人及司帐二人、经理一人、机器房、排字房管理各一人等，先行送押省会警察五署。余等在警署，拘禁凡三日，除不能外出，初无所苦。至第四日下午五时，始由陆军审判处派员前来，按名签提。若照今日训政约法第二章八条的规定：“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本人或他人并得依法请求于二十四小时内提审。”则使当日于人民权利即有此最低的保障，吾人即不至更受军阀非法的摧残蹂躏。退一步言之，即使遭其蹂躏摧残，吾人亦可向法庭依法控告矣。吾人推论及此，盖所以明约法关系之重要，吾四万万同胞，无分性别，皆有熟读者明了之必要也。

　　濒行，承鄂籍警员密嘱，谓诸君身畔若有何文件信札，宜各人检点净尽，以军法处检查严厉，恐惹案外嫌疑也。此君照料甚周，情殊可感。余等十三人一行，由军警三十余名押解抵军法处，沿途观者不知系何要案，皆代为蹙额。尤其在军法处厅事前，有探役逐个计数毕，愀然告其同伴日：“此一案今日收入者共十三四人，异日释出，不知有一半生存否。”余等分明闻之，虽知为不祥语，然不解所谓。其后询之看守员，始知小段任内，案无论大小，凡涉政治革命者，定案之后，必戮其过半数。如某一案共获十八人，则至少必处决十人以上，余始分别判徒刑焉。其他视此类推，因此余等既就逮，知者皆意其必难幸免，不觉代为之危!

　　解役驱余等入待质室，即在法庭间壁。至此始向同人身间搜检殆遍，甚而袜底裤裆，亦一一抚按，盖恐密藏利刃毒品，图自尽也。此乃若辈责任所关，不得不尔。无何，另有看役偕石庵至，视之，尚未加刑铐，而神色之问，亦无他异。余等固知获罪段氏，由于王克琴之一桩公案，然此非可“打官话”之事也。故丁愚庵首询所以见逮之原因，石庵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小段已交下新闻二十余则，指为泄漏军事，将以“通匪”大题目，致吾辈于死地，故今日必得诸君前来当面一质也。

　　先是小段既捕石庵，盛怒之余，不欲发交审讯，便拟执行枪决。后经王嵩儒、吴跃金、金煦生等再三缓颊，及副总统黎黄陂由京来电解释，意始稍回。然而死罪已免，活罪难逃，当派员于《大汉报》近期十日内，在一二三张，每张剪下新闻三四则至十余则不等，皆涉军事内容者。彼时正白狼窜扰陕豫两省，《大汉报》特辟“中原狼祸纪”专栏，以记其事。所剪新闻，尽属此栏，谓为有意与白狼勾结，暗通消息，故将此等重要军情，输送彼方，所谓“通匪”之证据即此。从表面视之，固为军阀假公报私，故入人罪；然非诸人从中斡旋，虽欲求兹末减，尚不可得。盖当余等被拘警署之日，正暗幕中诸人尽力之时，所以延宕至三四日，皆由文电往返需时也。

　　阅者试思，当人权全然没有丝毫保障之日，个人生死，一凭军阀喜怒为转移。而报纸纪事，关于军事者既甚多，任何一条，不皆可以“泄漏军机”周纳锻炼以成罪案耶?故同人入狱之际，外间盛传种种不吉消息，实则经过情形，亦颇严重。至今思之，亦只可谓之得邀天幸耳，而对本案维持最得力者，当推程汉卿。程时为军法处长，谆嘱法官，务于同人予以优待。故堂讯时，并呵斥亦未相加，惟将段所发下新闻，逐条询问，某条为某人负发稿责任，如是而已。盖段之意注重在石庵，而程则密商石庵，将诸编辑一一传到，有过可代分任，分则罪案即较轻也。

　　对簿既毕，已入暮，命将一行十余众，一并收入“大号子”。大号子即军监，前清江夏县署之模范监狱也。内分有、耻、且、格四号，每号有室十二间，每间可收四人。此时收监之支配，其主权属诸看役，彼乃以温蔚章(经理)、颜观棠(撰述)、彭蟑庵(小说记者)、丁愚庵(编辑)四人共收在“耻”字某号内，而将余一人收编于“且”字二号。此号内原来已有三人。狱例，牢囚对新来人犯，有百般欺凌，须将所带银钱衣物，一一取出共享，方可免其执贱役者(如添饭倒水扫地之类)。军监所收虽多政治犯，此类积习，要不能免。

　　余被收入且字二号尚未届收封时间，故本号内所有案犯，亦即多半为革命老同志。闻有《大汉报》记者被逮，皆群集室内，详询案由。余乃将经过演述一遍，众闻之，鼓掌称善，表示欢迎，狱中人互呼日“难友”。按：此一称谓，吾人往往于《水浒传》内时时见之，不图此日亲闻人之以“难友”呼我也。余和石庵韵有句云：“登场白笑书生拙，到此才知难友多。”彭蟑庵谓押多字极沉痛。

　　余讲演之顷，不意乃得晤故人。盖且字一号内，有胡雨村君，黄梅人，前清《大江报》经理也，与余别且三年矣。此时难中把晤，分外亲密。于是一切食宿皆赖胡照拂，遂减少许多困苦。因余等被褥当日未能送入，而是时方当夏历二月中旬，天气骤变，兼有微雪，夜间尤奇寒。胡雨村力嘱二号内之某君，分其被之半以暖余，得以勉度一宵。次日询之丁、彭等，则尽夜不敢睡眠，互解皮衣，促膝而坐，以待天明，苦可知矣!迨次晨，雨村又送茶点至，时未启封，而一二号间，从前壁上曾共一电灯，留有洞隙可以传递食物。饭时，雨村所食，为厨房另备者，复呼余共餐，情意殷至可感也。

　　次晨八时，启封，赴本号栅栏总口，取面水时，且字与格字号正相对。丁愚庵亦隐身栏中，大声唤余日，观此形势，他日定案，不知系枪毙，抑处十年八年徒刑也。言际颇抱悲观，几于堕泪。而余殊不动心，但亦无从慰藉，唯唯而已。

　　早饭后，忽闻外间有人唤余名日朱伯厘，众难友皆云，案情紧急，殆将复提堂讯矣。余立取帽在手，步至栅外，则监狱官李国琛方傲然俟于巷中，由看守长传语日：“奉处长谕，安置诸位于特别优待室，各位行李既尚未取来，可就此随往。”此时狱官则指点诸役，扫除污秽，整理囚室，众皆屏声敛息，其威严可想。

　　既做狱犯，亦有阶级。如陆军监狱内，最高级之人物，则处之办公处，如轮船之大餐间；次为特别优待室，如轮船之官舱；再次为优待室，如房舱；最下为大号子，如统舱。盖凡四级焉。程汉卿之意，于昨堂讯后，即拟将余等收入特别优待室。惟因原有多人拘此，而本案人多，房屋恐不敷分住，故连夜将各犯移置优待室，始将同人转来。经过一番腾挪，遂不得不屈我等在大号子中受罪一晚。特别优待室与办公处仅一墙之隔，兼有门可通，虽门已锁闭，但可与石庵在门外通话，因石于定案前，即拘囚办公厅内也。

　　余等转入特别优待室，及午，经理人温蔚章，即以保释出，此亦程汉卿之意。盖馆员全体入网，温不出，即无人代供奔走也。次日复提讯，则将所有新闻，逐条根究来源。实则阶囚与座上官，皆知本案背景为王克琴事触怒小段耳，但既打官话，则又不能不敷衍外间耳目。中国的公事，其可笑大抵类是。

　　复讯既毕，而定案迟不发表。此时余等不仅时与石庵隔墙共话，并可与大号中人互通音问。看守役室虽距离甚近，以处长相待甚优，亦不之禁。惟难友以罪状延不宣布，颇代担忧，时致函来相问讯。不知程汉卿授意法官，于全案诸人，除石庵及一二编辑外，概不牵累。又与段意不合，公文往复，至四五次，卒之将石庵判处三等有期徒刑，禁三年余。余人或三月五月，多五等徒刑。惟余所负责任系本省新闻，而嘲骂段氏者即属此一张，故独判四等，仅次于石庵一等也。迨定案之日，距余等入狱，已一月余矣。

　　宣判之次日，遂将石庵亦移入特别优待室内，程汉卿并饬役裱糊寝室，每日开饭一桌。此项伙食，与狱中服务职员所食相埒，狱中谓之上饭，非囚粮也。而监狱吏李国琛，虽亦程之部属，辄思借本案以阿媚小段，睹程所为，颇不谓然，但亦无如之何耳。

　　《楚囚唱和集》中诗文，其精神即完全倾注在文字冤狱，其措词立意，有为外间人所绝对感想不到者。吾人身当其境，曾不自觉，及过后思之，亦不知当日此等词义，究从何处得来也。余等与石庵合居未久，而惨痛之纪念即以降临。缘《大汉报》出版未久，全国报馆即开大会于上海。余遂衔社命前往与会。石庵乃以本省新闻属之同志余君慈舫。此君笔锋甚健而性极刚烈，嫉恶如仇，于官吏之贪污不法者，检得证据，必于报端尽情痛诋，不稍宽假。以此被小人挟怨衔仇，亟思乘机报复，而君不之知也。会江西事败噩耗传来，君本赣籍，痛邱墓田庐为人蹂躏，乃辞报社职务，只身潜返原籍，将谋连络党人，共起讨袁。此二年冬间事也。

　　陆军监狱之特别优待室，本前清江夏县典史衙署之所谓上房所改。于室之墙外，辟房二间，为看守诸役寝室。过去为横式院落，院之对面，即有耻且格四大号子。立于优待室栅前，可以望见号中收录罪囚，故凡有新收人犯，我等必知之。是日看役施某，忽奔来询问云，《大汉报》编辑，有余慈舫其人否乎?众据实答之。施云：《大汉报》人员何多不幸，今余慈舫又被捕矣，少刻即将收进狱内，且闻案情颇为重要也。

　　我等闻言，甚为惊讶。无何，遥见狱卒提灯，导一人，镣铐叮当，步履跄踉，隐约间观其身段高矮，确为慈舫无疑，惟行动须人扶掖，似已备受酷刑。可怜柔弱书生，讵能胜此?同人虽亦身陷缧绁，然至此不暇白悲，争欲代为设法，先解除其刑具。乃以案情严重，关防甚密，竟无能为力，惟以数字寄至号中诸友，嘱其尽力关照而已。

　　余慈舫入狱之后，仅五日，看役又来告日，余案已讯结定案，今日即送往汉口执行矣。我等闻言，知余必无辜，惟相对惨然而已。十二时，果见对面有卫士狱卒，拥慈舫出，垢面囚首，已无人色，一瞥之间，遂不复见。及晚间收封，我等详询，始知余案共五人，皆送至汉口后湖空场枭首。而是时斩刑久废，刽子手均已改业，是日为慈舫服务者，系一兵士，视杀人为儿戏，强欲执刑，讵举刀而刀不入，闻先后共斫八刀，始死。盖新闻记者死事之惨，慈舫实为第一人。石庵闻之哭失声，我等皆有诗吊之，载《楚囚集》中。至其结怨招尤，另有原因，当为述专篇以纪。

　　《大汉报》之役，所有编辑撰述全体被逮，其外间任奔走营救者，仅一释出之会计主任温蔚章。凡需握管为文之事，竟无人为役。且彼时形势严重，即属同业，亦无人具同情以伸正义，恐触段氏怒也。然我等在狱，则互为秘密工作，仍以公道之主张，乞灵于文字，将本案经过纪述详尽。自狱中密寄友人，使遍寄平沪各大日刊，代为披露。内惟《神州日报》，根据原文，一字不易，刊入要闻栏，且题日“冲冠一怒为红颜”，用梅村句，最为洽切。

　　先是各外埠报社驻汉记者，虽将《大汉报》被禁事发出专电，顾于内幕里因多不明了。世以民国成立，《大汉报》鼓吹有功，而酬庸之典，该报不与，反而遭此意外摧残。故案发之日，舆论惜之，及我等狱中纪事之稿一致刊出，案由始大白。上海某报对段攻击尤力。段于逮捕同人后，本欲快所欲为，不意各报将隐秘暴露无遗。事为段之第三妾所闻，大不谓然，力阻段氏，不令复纳新宠。段外惭清议，内慑阃威，卒之好梦难圆，徒贻话柄。而克琴亦遂匿迹销声，去之江北，经人撮合，得侍张勋。“美人多半凤随鸦”，张勋与段芝贵，同为一鸦，在王伶诚不足惜。不过段氏冲冠一怒，倒行逆施。所为者娟娟此豸耳，乃其终局，仍不得享一朝艳福，眼见所欢为人攫取以去，能不气杀?而同人虽居网罗，复得假手一纸通稿，使彼枪夫兽欲，终不得逞，孰谓书生之笔不敌武夫毛瑟哉?本案冤抑沉沉，阅之令人恼闷，惟此一着为差强人意，足使当日局中今日局外者同称一快耳。

　　当民三之际，赣都督李烈钧讨袁失败，黔省蔡锷未举义旗之先，鄂中党人密谋发难者，前仆后起，踵趾相接。而因机事败露，被逮入陆军监狱者，亦以此一时最多。全监仅能收容六百余人，而段芝贵在任时，竟囚禁政治犯达千人，实有人满之患。于是程汉卿等乃谋疏通方法，将刑期不满五月者一律释出。丁愚庵、彭蟑庵两人，皆订五等有期徒刑三月，除未定案前，准以二日折一日计算外，在狱之日，仅及百分之五十耳，亦得乘此机缘，交保开释，无殊死囚之遇大赦也。

　　丁、彭行后，特别优待室中，仅余石庵及予二人而已，旋复收入熊穆卿、邓狂言等共九人。熊本素识，邓属同业，此外尚有军官数人。有蠢然一事不知者，亦因株连牵累，以致入网，实则论其知识，不唯不足以称政治犯，并一普通囚徒之程度，亦相差甚远。故伊等之来加入，难中固赖以少解寂寞，然滑稽趣剧亦由此发现矣。缘优待室中，本有横宽小院落，可植花木，石庵于此略事栽培，兼有外间友人所赠杂卉，当春暮花残，乃倡为葬花之举。于是掘地瘗花瓣，垒以土，磨小石为碑，号日花冢。征诗狱中同人，凡成一诗或一词者，皆得列名碑上，藏之土中，以留他日纪念。

　　是时狱中人材极盛，擅长文学者颇不乏人，此议一唱，众皆赞成。惟目不识丁之匹夫，则不免相形见绌，忌妒之心既萌，遂思得间实施陷害矣。优待室中有营长(彼时尚称管带)明某者，一贪鄙无耻之小人，以不名誉之案情，被判处监禁十四年。本系于大号子中已数年，旋托友人再三向当道要求，始迁入是间。睹石庵声望交情，无不远出己上，亟思有以中伤之。会有侦探雷某，在外问做案被犯，亦被发交军监。狱内难友，最恶此辈侦探，恨其无恶不作，专与党人为敌也。故每收一侦探，狱内必尽私法以惩处之。雷既被捕，明独贿买看守，与之暗通消息。久之，竟附会葬花一事，公然向北京陆军部告密，谓石庵等在狱开堂放票，秘密联盟，推程汉卿为都督，胡石庵任军事，某也任外交，某也任财政，凡花冢列名者，皆不漏一人。意盖欲借此邀功，希图减轻本身刑罚也。此项告密禀函，由北京陆军部邮交小段查覆，段复将该件交程汉卿阅看，并未深究。盖其措辞过甚离奇，虽以段之无识亦不置信，兹事发生，程汉卿乃嘱属员提讯明、雷两人，均供认联名出首不讳。因判雷处长期监禁，明仍发交大号守法，免其上刑，惟不得再予优待。于是此一幕趣剧，始告终焉。

　　是年八月，段奴(二字乃石庵赠段芝贵者)经袁电调入京，鄂督任交第二师长王占元暂代。石庵太夫人挽请武汉商会同人向王具保，要求将石庵即予开释。王谓：“段对人言，疑我(王占元自谓)谋夺其位置，《大汉报》案，为段所注意，倘于其尚未开缺之先，即将石庵释出，段知之，岂非益增其怒乎?固知石庵之冤，然今非其时，若政府以鄂任授本人，则命令朝下，夕即释石庵矣。”又逾月，袁世凯果令王占元继段任鄂督军，王亦不负前言，旋即释石庵于狱。其后石星川等在荆州独立，以檄数王占元在鄂八大罪状，是时石庵已将《大汉报》移汉发行，遂披露檄文。王占元大怒，立饬邮局禁止邮递，并不许在汉售卖，此又《大汉报》遭军阀嫉视之一余波也。

　　未了还要声明的，就是以上“大汉报同人入狱”经过一段文字，并不是现在的回忆，乃是十八年应《中西报》的征文而作。今只将其略加整理删削而成此篇，其文前的标题，也是雪斋君所代拟，这是著者应该向读者忠实报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