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

　　日本自明治维新富强起来以后，很快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开始迫不及待地将侵略魔爪伸向周围邻国。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我东北，揭开了第二次对华侵略战争的序幕。1937年7月7日，日军策划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暴露出全面侵占中国领土的狼子野心。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结束，长达14年时间里，我国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国土，先后被日军占领。敌占区的出版业，特别是昔日书业发达的沪宁平津地区，在继日寇的劫掠和破坏之后，又被敌伪接管和控制，异化为一段扭曲和畸变的区域出版史。

　　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长期占领中国的卑鄙目的，将军事侵略和文化奴役，双管齐下。控制出版是日寇进行思想统制的重要手段之一，一方面严禁任何稍具民族意识的书报刊的出版与传播，那些明显抗日、排日的出版物更是予以彻底肃清，另一方面则别有用心地大肆宣扬其所谓的“建设新东亚”、“日本在中国无野心”、“神圣防共战”、“中日亲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等言论，以欺骗世界和中国人民。无论是前期的东北，还是后来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寇办的日、中文书报刊，都充当了文化侵略和舆论欺骗的急先锋。这些直接为其法西斯侵略张目的出版物，部分是在日本编印运到中国发售，部分则直接选择在沦陷区出版。有人作过统计，整个伪满时期，平均每天涌入东北的日本报纸15余万份，杂志2.2万册，书籍4.9万多册，[1]日寇在沦陷区出版的报纸有198种，杂志94种，大部分集中于平、津、京、沪等各大中心城市。发行组织上除了普遍设立书店、书摊、推销处外，还对不同区域采取硬派、散发、赠送、奖阅和伪装发行等多种发行形式，赤裸裸地实施其“大量制造”，即所谓“数量战胜质量”的出版发行政策。[2]

　　日寇除了直接参与出版活动外，他们更多的还是间接利用傀儡政权作“代理人”，推行其丑恶的出版文化政策。伪满州国、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国民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等一批傀儡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操纵和控制下，先后在不同的沦陷区粉墨登场。一群寡耻鲜廉的无行文人和政客，自甘堕落，下水充当敌寇的爪牙。这些生于中华国土却为外族主子效劳的汉奸群丑们，比日寇更懂得国人心理，更善于应用出版策略。过去“日本人的宣传方法非常拙笨，他们简直连苦药要加糖衣都不晓得，而是扯着耳朵灌你”的这样一种局面，[3]随着汪伪政权的上台，得到很大程度地改变。汪伪国民政府中的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中心人物，以前就熟悉出版，深谙出版对政治统治的作用，兼之当时日寇在战争形势渐次于己不利的情况下，调整了对华文化政策，从原来的“作战第一主义的宣传报导政策”，向“掌握民心”“民心建设”“新文化建设”的宣传政策转变，汪逆们顺从主子的旨意，想出种种卑鄙阴险的手段，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宣传和出版控制：在出版思想上，汪伪歪曲和篡改了孙中山先生15年前提出的“大亚洲主义”口号，[4]把自己乔装成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使其“和平宣传”更具有理论色彩，同时更具有欺骗性和迷惑力；在出版体系上，从伪中央到地方，先后设立了一系列出版统制机构，如中央报业经理处、中央书报发行所、中国文化总会等，统管印刷机器设备及纸张的采购分配，统管各分区出版宣传业务的指导，统管书报刊的发行；在法律法规上，出台了《出版法》、[5]《中央书报发行所章程》、《中央报业经理处章程》和《著作权法》等一系列反动检查法规，极尽舆论钳制和奴化教育之能事。以上种种措施，表明了汪伪政权在出版文化专制上，已实现了从组织到理论的体系化、理论化和法典化。[6]

　　其他傀儡政权的出版宣传手段，可能不及汪伪那么高明，但进行文化统制的实质，却没有什么两样。伪满的弘报处，[7]伪蒙疆的蒙疆新闻社，伪维新政府的宣传局，承担着各自区域内统制思想、文化、宣传、出版的总机关。严密出版统制之下的各沦陷区出版业，了无生机可言，闻见最多的是那些官宪和半官宪的报刊，受到傀儡政府直接或变相的资助，厚颜无耻地高唱着“和平反共建国”的滥调。在“报销文化”的出版物之外，尚有一些无关现实政治的故纸堆类学术刊物，和一些纯粹消遣性的文艺类书刊，这已是没有出版自由的敌占区出版业，仅存的一点可怜生存空间了。那些原本为各民营书局编印发行的中小学教科书，已被敌伪接管而去，作为他们麻醉毒害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东北伪满的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和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华北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新民印书馆，华中伪国民政府的华中印书局和三通书局等，[8]均属于官办的御用出版机构，掌管着各自区域内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印和发行。

　　各敌占区先后建立起来的多个傀儡政权，是日本侵略者在妄图鲸吞整个中国的不良居心下，采用的“分而治之”的产物。在政治手段上既“分而治之”，相应地，在文化上也就互不通声气，[9]因而各傀儡政权统辖下的出版业，呈现出两两之不同，东北与华北有别，华北与华中华南又互异。相比较而言，敌伪在东北的新闻出版管制较为顺手，华北的北平和天津次之，最为棘手的是华中和华南，特别是上海租界的“孤岛”和英属领地的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乃为敌占区的罅隙之地，也是抗日出版活动的中心，敌寇一时的鞭长莫及，而令其最为头痛不已。

　　在上海，随着松沪之役的强力破坏，和大批出版机构的陆续内迁，上海的出版业不再像昔日那样，执全国出版界之牛耳，尽管如此，由于得靠租界的庇荫，和上海特殊的经济环境及交通条件，沦陷后的上海出版业在敌占区乃至全国，依然有着十分特殊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上海出版物的数量，远远胜出沦陷区其他城市，出版物内容也相对要大为丰富，更为重要的是，在租界“孤岛”里，活跃着一大批爱国出版工作者，他们出版的抗日书刊，传递抗战信息，宣传持久抗战必胜的道理，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民众的战斗信念。像《中美周刊》、《正言周刊》、《华美周刊》、《正言文艺》、《文林》、《文综》、《奔流》、《文艺丛刊》、《上海周报》等这样一些鼓吹抗日的刊物，无异于插入敌伪胸膛的把把锋利匕首。像《鲁迅全集》、《资本论》、《西行漫记》这样一些在当时风行一时的译著，可看成是与敌伪反共宣传展开的面对面文化交锋。在“孤岛”上海，没有随众撤离的各书店出版工作人员，在总部总店迁走后，依然在上海的分部分店里，继续着旧书的重印和少量新书的出版，同时还肩负着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的印刷造货任务。因为“孤岛”期间的上海，较之于内地，印刷物资供应充足、印刷设备及技术条件优越，且价格又很低廉，兼之当时日本与英美法等国尚未交恶，海上交通尚未中断，所以许多内地的抗日书刊，选择在上海印制，再通过海路辗转运送到全国各地。这对大后方和根据地的抗日出版事业，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支持。发生在“孤岛”租界里的这些爱国出版活动，敌伪自然不会坐视不顾，一面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同时对爱国出版者进行威胁利诱与伺机迫害，一面在租界里大办御用报刊，与爱国出版直接唱对台戏，争夺出版文化宣传阵地。正是这些“领了津贴，出几百本，内容八股，译文不通者，比比皆是”，[10]加上“孤岛”中其他文化性的和营业性的报刊，一时间衬托出上海报刊出版的一度繁荣。

　　迨至“一二·八”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侵入租界，所有抗战意识的报刊均强行叫停。1941年12月26日，日军将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光明等8家出版企业，以抗日出版机关为名，悉数封门检查，后经整顿重新开业，各家也仅以存书应市而已。敌寇既已占领了租界，昔日的忌惮不再，便在出版管制上又重施其故伎来，先是发起成立“中国出版配给公司筹备委员会”，作为统制出版的机关，[11]后因商务等5家中国书局的“以拖为拒，筹而不办”，[12]在筹备一年后宣告流产，而另行产生了纯由中国出版商集资的中国联合出版公司。该公司是在人为刀俎的情况下，于1943年6月1日成立起来的一个联合发行机构，主要以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等5家大书局为骨干，除了出版《学术界》月刊外，发行了三年半一共7期教科书。

　　而与上海租界同为外国领地的香港，是位于华南的又一块政治飞地，就出版战略地位而言，正可与上海形成犄角和后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出版机构，早在战前就已意识到这一点，在香港买地皮建厂，以应不测，沪战发生后更是一度将总管理处迁沪入港。抗战军兴，东北、华北、华中等沦陷区的大批文化人，不甘作亡国奴，走马此地，共同促进和推动了香港出版业在战时的繁荣。华南沦陷以后，香港在沦陷区的重要性与上海“孤岛”一样突出，日寇虽然环伺于四周却又一时无可奈何，爱国出版者便见缝插针，把香港建成同上海“孤岛”一样的抗日出版绿洲，和同上海“孤岛”一样的大后方印刷造货基地。特别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一大批直接来自大后方的文化界、出版界人士，避祸于香港，掀起了香港第一次文化出版高潮，[13]直至1941年12月日军登陆香港，一时繁荣起来的香港出版业，才突然的沉寂下去。

　　在抗战时期的整个沦陷区出版业中，只有香港的出版，因缘际会地从落后变成了进步，可算是个在特殊条件下的个别例外，其他的敌占区出版业，无不出现了极大的倒退，即便是有租界可以庇护的上海“孤岛”，亦难逃厄运。想想战前的上海，各大书局争相出书，而沦陷以后，却由报社和杂志社充任了图书出版的主角，盛衰之判然，令时人有不胜今昔之感。[14]敌寇的横行肆虐，扼杀了沦陷区出版业的勃勃生机。一批民族败类的为虎作伥，加剧了出版业的萧条冷落。然而，即便在这样肃杀的腥风血雨中，我们依然看到许多爱国文化人和出版者，不食周粟，保持着可贵的民族气节，甚至直接拿起出版作武器，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策略性地与敌伪的反动宣传，进行秘密形式的，甚或是直接公开的斗争，上演着一场奴役与反奴役，控制与反控制的悲喜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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