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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写作琐记
(2006-6-5 15:24:59)
出版与近代文明

  王建辉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4
  《出版与近代文明》是作者的近代出版史论专著。本书既有学术大视野下的宏观研究,也有近代出版史的微观研究。
  河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联系电话:0378-2825001

缪咏禾
  1996年、1999年,中国出版科研所、中国编辑学会和有关单位曾两次讨论编写《中国出版通史》问题,在不少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各卷进度不一。江苏编写的明代卷首先完成了初稿,用《明代出版史稿》为书名,先行出版。在编写过程中,作者对出版史的编写有些思考,现用“琐记”的方式发表。希望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推进整个《通史》的编写进程。
  一、出版史的分期
  中国出版事业如何分期,这是编写出版通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综观其他各种学科“通史”的分期,不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朝代来分:先秦、两汉、隋唐、宋元明清,或者是古代、近代、现代、当代,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另一种是按事物发展呈现的阶段性来分,如:草创阶段、发展阶段、鼎盛阶段、分化阶段、新发展阶段……
  叶再生先生有一篇《图书出版历史分期初探》,发表在《出版史料》1987年第3期上,采用的是后一种分期方法,论述十分精到。他把世界出版史分成5个时期:
  第一时期 开创文字的时期,大约为公元前五六千年至公元105年,以人类创造文字为特征。
  第二时期创造了纸的时期,大约公元105年至公元8世纪,以发明理想的载体为特征(在中国是蔡伦发明纸)。
  第三时期 开创复制技术时期,大约公元8世纪至公元1455年,以简单手工机械为特征(在中国是雕版技术)。
  第四时期 开创印刷机械化时期,大约1447年与1462年问至18世纪,以谷登堡1447年制作第一台木印刷机为特征。
  第五时期 机械化大生产和贸易发展时期,大约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
  叶再生先生的分期是从世界出版史着眼的。简单地说,5个时期是:文字、纸张、手工复制、机械复制、大工业生产。每个时期以一种新的出版生产力为标志,划出了具体的年代,言之有理有据。用这个分期方法,确实可以编撰出一部世界出版通史。
  中国的出版历史也可以采用叶先生的原则,以生产方式来分期,生产方式的主要标志是材料和复制方式,也就是纸张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这两项。但是,用这个方法来划分中国的出版史有很大困难。因为,开创文字之初,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出版可言;纸张代替简牍缣帛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雕版印刷术从滥觞到完善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由于这个原因,分期难于清楚地划分。更有甚者,纸和雕版印刷术这两个条件完善之后,几个朝代(宋、元、明、清的初期和中期)沿袭使用,算作一个时期,未免包容过多。也就是说,在中国,雕版印刷这个阶段,将包括几个朝代,编写时还是要分几个朝代来写。所以,用叶先生的分期标准来划分中国的出版史,几个时期的材料必将畸多畸少,章节的划分颇多窒碍,还不如用朝代分期清楚明白。
  能不能用朝代作为中国出版史的分期,这要看各个朝代出版事业的面貌是不是有明显的不同,是不是清楚地呈现为一定的阶段性。回答是肯定的。中国的出版事业,各个朝代之间,既有连贯赓续的一面,更有相互区别的一面,而且区别十分明显,一代有一代的特点。因为出版事业的面貌,固然受生产力条件的制约,更受社会政治条件的左右,按朝代编写出版史,十分自然,特点鲜明,各卷的材料也比较匀称。
  二、明代出版事业的特点
  1962年,吴晗先生在中央高级党校讲明史时说,研究一个朝代的历史,必须抓住它的特征,看看这个朝代和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要找出过去历史上没有的、只有这个朝代才发生的事。这样,才能了解这个朝代许多问题所以发生的原因。吴晗认为,明朝的历史上有以下几个特点:1.太祖的建国;2.成祖迁都北京;3.北虏南倭的侵扰;4.东林党;5.建州女真的活动;6.资本主义萌芽;7.和明朝相始终的农民起义。(见吴晗著《明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年)
  毫无疑问,撰写明代的出版史,同样应该抓住特点,要努力寻找那些过去的朝代中没有的、只有明代才发生的事。一般说,找特点并不难。只要把一个朝代的出版事实略作罗列之后,特点就会呈现在我们眼前。
  明代的出版事业,至少有以下这些特点:
  1.相当宽松的出版政策。各类图书的编写和出版,几乎无所禁忌;
  2.明初,为巩固统治而编写出版了大量“制书”;
  3.编写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
  4.遍布各地的藩王府刻书,形成浓厚的王族刻书风气;
  5.福建出版形成地区集团,赓续数百年不衰,大量出版大众需要的书;
  6.常熟汲古阁大量出版精品重典,前代的文化精华,几乎出版齐全;
  7.全国各省、府、州、县普遍编成地方志;
  8.中西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科技和宗教图书,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
  9.《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等四本科技巨著编写出版;
  10.通俗小说和戏剧图书大量出版;
  11.活字印刷术的尝试;
  12.各种图书上大量采用插图,安徽的歙县成为版画中心;
  13.彩色印刷术的探求、尝试、使用;
  14.黄色图书泛滥;
  15.商品经济的因素渗入出版业。
  以上这些,都是明代出版事业的特色,它们使明代的出版史迥异于其他各个朝代。
常熟汲古阁以出版经史子集的精品重典著称,刊书587种,版片十万馀叶。
此为崇祯十五年(1642)王咸所绘的《虞山毛氏汲古阁图》。图上藏书楼清晰可见。图藏国家图书馆。
 
  三、审视的角度
  编写古代出版史,有一个审视的角度问题。审视角度是指作者应该站在什么角度去观察古代的事物。是站在古代当时的角度呢,还是站在现代的角度?
  站在古时的角度去观察,那么,就不能用当今出版学的体系作为分析的工具,不该使用今天才有的概念和术语。用现代的角度去观察,那就是用今天的学科、体系、名词、术语去描写和分析古代的事物。笔者认为,应该以尊重历史为基础和前提,而审视的角度则必须是现代的。因为,现代出版科学的体系具有科学的合理性,用现代人的目光去回顾历史、审视历史、撰述历史,才能够理清历史现象,达到促进今天工作的目的。
  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明朝政府曾先后由秘书监、詹事府等部门管理典籍之事。(当时还不用“出版”一词)政府还曾颁布经书的样本,曾先后多次颁发地方志的纲目,曾派人到福建整理被烧毁的版片,曾派人到福建监督图书的校对质量,曾派出内府官员到江西等地方去督造纸张……这一切活动,用当时的立场说,是为了“重文兴教”,用现代出版科学的角度审视,则无疑是“政府的出版管理行为”。
  再如,现今出版业十分重视选题的策划,但在古代的出版业中,出版的主持者似乎很少关注及此。什么部门出版什么书,似乎并不需要什么“策划”。国子监当然出版经史重典,内府当然出版各种政书,府州县衙门当然出版该地方志和乡贤名著,致仕的官员和文人当然出版本人和先祖的诗文、奏议,这些都是毋庸思考的。在明朝,只有福建坊刻的那些书商们,才有选题策划的事曾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所以,选题策划是和图书的商品化同时诞生的,是在明代的后期悄悄发生的。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只有用现代出版的视角去审视才能够辨别清楚。
  又如,今天的出版社有一定的含义,它必须有一定的人员、经费、场所,以经营书刊为目的,还要经过登记的手续。但古代并没有这些规定,只要你刊刻过一本书,就可以算是“刊印者”。所以《明代版刻综录》这本书上著录的出版单位竞有6000个之多。我们不能说明代有6000个出版社。古代,并没有人去界定具备什么条件才算是一个出版单位。但是,在明代,确实已经有若干个“刊刻者”具备了现代出版社的所有条件,诸如像内府经厂这样的多达数千人的国营出版社,像汲古阁这样出了大量精品重典的严肃出版社,像福建建宁地区那样赓续数百年、集合数百家的地区性出版集团。这一切,如果不是用今天的视角去审视,也是难于说清楚的。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研究古代出版史,必须用今天形成的出版学体系去审视,才能够作出正确的分析。只要分析正确,才不会产生用今天的眼光去“套”古人古事的毛病。
  四、古代出版业的活化石
  研究明代出版史,除了大量文字材料外,还有三样具有“活化石”的作用,必须十分重视。这便是:现存的明代图书、明代出版业的遗址、现存的雕版刻印工场。下面分别作介绍。
  现存明代图书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在全国781个图书馆中,珍藏着.18000种明版图书,台湾省的还没有统计在内,国外的也没有统计在内。这是研究明代出版史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今天虽然不可能遍览现存的明版书,但应该尽可能地多披阅一些,看一看,翻一翻,摸一摸。这才可以对古代出版业有点感性的认识,得到一些无法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体会。古人描述那些精品书,说它们“字大宜老,纸墨精洁,行款疏朗,触手如新”等;描述那些劣质书,说它们“纸墨粗恶,文字讹错,墨丁满眼,奏刀潦草”等,只有看了相当多的明版书实物,才有可能得到真切的理解,才可以想象到当年出版家们的严谨作风或草率的态度。对于众多的明版图书,并不需要全都仔细阅读,有的要细读,大都只需要披阅或浏览,视需要与可能而定。
  明代的书,现在都作为善本被珍藏着,借阅有许多条件,例如,湿度大了不出借,不能携出室外,不能使用复印机等,这些规定都是必要的,并不苛刻,在这些规定之下借阅,还是十分方便的。比之宋版书和元版书,借看明版书要方便得多。
  明代的图书除了原物之外,还有许多影印本、排印本。用这些书做工作本完全足够了。影印本一般不会出错,只是看不到它的纸、墨、装订情况而已。排印本则略逊一筹,连文本本身也可能出错。但有些经过认真校注的排印本却是十分可靠的。
  明代出版业遗址
  明代的出版遗址如国子监、经厂等,早就荡然无存了。现在还基本保存原貌的只有宁波的天一阁一处。1997年,笔者曾去参观。在那里,“天一地六”的房屋结构,外通月湖的的天一池,庋藏图书的“宝书楼”,都依然存在。天一阁的藏书,明代时曾达到过7万卷,经过清朝皇帝的索取,帝国主义的劫掠,盗贼的窃取,几经劫难后,至今还存2万多卷,天一阁所藏的一些特色图书,如地方志、登科录等,还保存着不少。
  20世纪80年代,笔者还曾去常熟七星桥访问汲古阁遗址,那里已没有什么遗迹可寻。乡人告诉我说,曾发现过一个花岗石的莲花缸,长径约4尺,短径约3尺,传说是当年洗墨用的。
  福建建宁的麻沙、崇安二地,我没有去过,但看到肖东发先生写的一篇考察记。他是专程为福建古代出版事业而进行的学术考察,记载很详细,读后如同亲历。文中提到,那里已看不到什么出版方面的遗迹或遗物,但可以看到当年那个孕育着庞大出版集团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
  现存雕版刻印工场
  我国的雕版刻印事业有一千多年历史,历宋元明清四代,一直到清朝末叶才为铅字排版印刷所代替。雕版和铅印的交替是在清末民初数十年的时间完成的。现今还存世的版片各地还有少量保存,但雕版刻印单位却只有一处,那便是江苏省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该社是在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当时,周恩来总理下令把全国各地保存的木版书版片向几个地方集中,东南地区集中到扬州。当时,集中了大约数十万片,本人也曾参与其事。集中的地点是扬州的高曼寺。在整理过程中发现,有不少书的版片基本完整无缺,有些书则所缺无几,只要略事修补,就可以重新印书。于是便请来一些老刻工,置备了一些设备,印出了几种书,我记得有《楚辞集注》、《纯常子枝语》(光绪帝师文廷式的笔记)等书。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就是这样成立起来的。
  1998年,为了编写出版史,我两次到该社去参观访问,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向他们请教。提出的问题有十来个。大都是有关雕版印刷中生产力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
  1.雕版时用什么工具?
  2.一个熟练工人,一天可以刻多少个字?
  3.一个熟练工人,一天可以印多少书页?
  4.雕版印刷各道工序中,书写、刻字、印刷、装订的人员配备比例如何?
  5.铜活字是用铜坯刻成的,还是用木字做成泥坯,再浇铸而成的?
  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在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这里介绍一个很有趣味的雕版工具问题。在一千多年雕版印刷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是一柄刻刀。雕版印刷的一切业绩,都是那三寸刻刀创造出来的。刻刀是怎么样的东西呢?一套工具有多少件?王伯敏在《中国版画史》中有一幅插图,共30多件,那是王伯敏在安徽寻访得到的。几种书史、雕版史上都转载了这幅图。可是,对于这套工具,早就有人对它表示“十分可疑”。我在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调查时,就这套工具的用途向工人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出乎意料的。工人们说:“这30多件工具在雕版时,一件也用不上。”工人们说:“那套工具是刻圆雕(如佛像)或深浮雕(如窗棂)时用的。”工人们拿出一套他们刻书版时用的刀具,只有十来件,并且把各把刀的用途一一演示给我看。在本书中,我把两种刀都作了介绍,并附图说明。
  工人告诉我说,雕版的工效,大约是一人一天刻200个字。铅字排版的工效是一人一天一万字至一万五千字,电脑录入的工效大约是一人一天三万多字。所以,古今工效的比大约是l:100:250。这便是历史的进步。
福建建阳地区的出版事业赓续五百多年,有书坊数百家,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地区出版集团。
此为明嘉靖《建阳县志》中的“建阳县书坊图”
 
  五、从35万种到25种。无情的淘汰率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经多次用同一个问题向各种人作调查。调查的问题是:“请你说说你所知道的明代图书,即使只说出书名也可以。”
  调查的结果是:大多数人只能说出5种到10种书。最多的一位是25种,他的文化程度是大学文科毕业,从事文化杂志的编辑工作15年。看看这25种书的书名,是很令人深思的:
  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金瓶梅、东周列国志;
  戏剧:传奇西厢记、牡丹亭、元曲选、六十种曲;
  科技: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徐霞客游记;
  其他:永乐大典、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大明一统志、藏书、焚书。(以上共25种)
  让我们把这25种书暂时放置一边,再来看另外一组数字,那便是明朝276年一共出版了多少书。一些书目告诉我们:
  1.正史《明史·艺文志》中著录的明代出版物是5033种;2.明代正统年间编成的我国最早的一本国家书目——《文渊阁书目》上著录的是7297种;3.专门记载明代出版物的断代书目——《千顷堂书目》著录的是15660种;4.1959年出版的《明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补编·明史艺文志附编》上汇总的明代出版物总数是29000种;5.再把其他多种书目上的资料汇总上去,大约可得3.5万种左右。
  这就是说,明代的出版物至少有3.5万种(有书名可考),而现在活在人们心目中的大约有一二十种。有长久生命力的不足千分之一,淘汰率是很高的。
  图书的社会功能不能完全用流传年代的长短来衡量。有些书在三二年、或数十年中发挥了它的好作用,后来因为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这些书也应该肯定。可是有些书的被淘汰,并不是因为时间因素,而是由于它在内容上存在着政治的或科学的错误,因此被历史无情地抛弃。像魏忠贤炮制的《三朝要典》,随着魏忠贤的垮台而被“毁版”,朱元璋领衔编制的《洪武正韵》,因不合语音规律而诗人不愿意使用,都是最好的例证。明代的陆容在《菽园杂记》(卷十)中说,明代有几样短命的东西,这几样东西是:洪武钱、大明宝钞、《大诰》、《洪武正韵》。陆容说这几样东西都是“面从于一时而心违于身后者”。权势者在位时表面服从,一到“身后”就“心违”而被抛弃了。
  从3.5万种到25种,这是研究或阅读出版史令人深思的数字。
  
  《明代出版史稿》,缪咏禾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定价30元
  
  
(据《编辑之友》2001年第2期)
ID:1925 发布人: zxf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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