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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历史与研究历史之间前行
——读王建辉先生《出版与近代文明》

(2006-7-13 8:39:10)
出版与近代文明

  王建辉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4
  《出版与近代文明》是作者的近代出版史论专著。本书既有学术大视野下的宏观研究,也有近代出版史的微观研究。
  河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联系电话:0378-2825001

文雨
  1921年,在北京大学已成为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的胡适,接到了来自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邀请,请他就职商务,来做商务的“眼睛”。如果胡适接受邀请,履任商务,以其学识与水平,则中国近代出版史必将改写。立功还是立言?这一问题摆在了胡适的面前。然而,胡适在这年暑假南下商务一番考察后,虽然认为“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仍选择继续走“立言”之路做学者,“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
  无独有偶。立功还是立言?躬身实务还是潜心书斋?同样的问题也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困扰着建辉先生。
  这种困扰其来有自。自本科求学武大以来,建辉先生一直就是以立言为己任的。在“立言”的学术之路上,他先是潜心书评理论研究,相继出版了《书评散论》、《思想的背影》等专著,其学术成就,“为未来可能成型的‘书评学’留下了一道学人曾经到达的思考刻度”,而其本人则被誉为是“继萧乾先生之后,又一位真正在书评领域里发扬了自己学识专长的学人”,“在当代书评家中,他是有思想、有学养、文字出色的佼佼者。”约从1996年开始,建辉先生将业余研究的方向转向了近代以来的出版史。在这方面,正如建辉先生自己所说,他“既有从事出版的丰富经历,也有从事其他学科纯学术研究的多年追求”。但从事出版“丰富经历”的问题在于,建辉先生创造历史的任务越来越重,所以研究历史的任务只好不时中辍,特别是“2004年秋以后,……省委决定让我主持新组建的长江出版集团的工作”。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研究历史的也要创造历史”,为了全力去做好这一件“比研究历史更艰难的工作”,建辉先生不得不在《文化的商务》、《老出版人肖像》之后,进行“前行中的小结”——《出版与近代文明》。
  陆费逵曾说:“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这句话是在1924年说的。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不断展开的近代出版史和近代文明史,则一而再、再而三地验证了陆费逵的远见卓识。
  无独有偶,建辉先生在《出版与近代文明》中也强调:“出版已经并且还将与历史一起运行”。的确,近代出版,是与近代文明一起发端并且成熟的。
  1840年以来的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这个大变局中,种种社会思潮激荡,种种救国主张交织,形成了以“自强”、“救国”为主题的进步的近代文明。而中国有识之士在近代文明的指导下,最终选择了“德先生”和“赛先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几乎可以这样说,以近代文明为母体,孕育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主体地位,孕育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出版承担了重大职责,发挥了重要作用。出版,从来就是近代中国重要社会思潮的先声,从来就是近代中国重大社会变革的先导。然而,对于这一点,学界一直缺乏研究。在这方面,《出版与近代文明》作出了有益探索,建辉先生可谓是“开辟草莱”的人。
  出版是近代社会文化的传感器。近代社会的人们由出版而休闲。近代上海有言:“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当时,还有人说:“如《礼拜六》、《白相朋友》等,销场之广,教科书而外,几乎无与比伦”。而且,人们由出版而求知。叶圣陶曾回忆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的,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更重要的是,人们由出版而改造思想。如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严复译《天演论》中的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许多人用这些名词作自己或女儿的名字。原名胡洪骍的胡适,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作了自己的表字和笔名。以出版为中介,严复译著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对于国民素质的改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出版也是近代先进思潮的急先锋。洋务派的徐图自强,“以译书为第一急务”,出版物其先声。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率先出版《四洲志》和《海国图志》,被张之洞称为“中国知西政之始”。维新派的变法图强,创办自强书局,以出版宣传变法主张。范文澜称:《天演论》阐发“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保种保君自强进化之公理”,给失望悲观的人士指出新希望。《天演论》风行全国,被称为“中译之善本无有过于此书者”,在维新运动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是报纸、图书并举,通过出版进行宣传成为其革命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孙中山曾引用拿破仑的名言“报纸功力胜于三千毛瑟”来说明出版的巨大力量。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又说:“此次中国革命,数日成功,皆报界诸君言论鼓吹之力”。
  最重要的是,出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思想最有力的传播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殊不知,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载体是出版。1906年,朱执信以“蛰伸”笔名翻译部分《共产党宣言》刊载于日本东京出版的《民报》第二期,成为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此后,《天义报》于1908年的第16—19期连载“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直到1920年,才由陈望道译出全译本,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我国最早印行的马克思像,是在法国巴黎印成后运回国内发行的,道林纸八开胶版印本,于1907年由世界社出版,全书名为《近世界六十名人》。在我党成立之前,已经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我党第一代领导人,其最早的革命活动基本上都是以出版为主要阵地的。毛泽东同志创办《湘江评论》,周恩来同志创办《觉悟》,以此为载体和阵地,唤醒民众,为党的创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而我党成立仅仅两月左右,即在百事待举、斗争形势空前严峻的情况下,于1921年9月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由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同志任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作为我党第一批成立的、直属党中央管辖的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革命书籍,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时,党创办了《向导》、《共产党人》等革命杂志。延安时期,清凉山被称为“新闻出版山”,在这座山上集中了革命圣地的新闻出版事业,如新华社、解放日报、新华书店等。出版,传播着中国最先进的思想和主义,为近代中国带来了最先进的文化,最先进的文明。
  《出版与近代文明》最大的特色是“学术大视野”。学术大视野,就是以宏观的大视野对近代出版进行整体的观照。着眼于近代出版自身,则宏观地关注中国出版的近代化进程;着眼于近代出版的外部环境,则宏观地研究出版与近代文明、与思想文化史、与近代化、与近代教育、与“五四运动”等之间的关系。如,著者在《出版与近代文明》一文中,从“出版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门类”、“近代出版是时代政治的感应器”、“出版之于思想文化界和国民生活”、“‘出版救国’成为爱国出版志士的事业主旨”等四个方面出发,论证了“近代出版在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各个层面如社会参与、价值表达、思想传播、知识扩散、文化阐发等诸多方面,都成为近代文明的重要载体”,论证了“出版已经并且还将与历史一起运行”。又比如,在《思想文化史上的近代出版》中,著者着眼于“每一次思想文化的潮涌,都给出版以新的发展的推动,而出版对于思想文化的反哺作用和它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旷古空前地重要”,分“领袖人物的实践和论述”、“出版成为思想文化革命的先锋”、“出版界成为思想的直接策源地”、“出版者和作者密切结合,成为思想启蒙和思想运动的参与者”、“开启民智,培育新读者群、培养读书风气,塑造社会风尚”、“出版是一种思想文化导向和选择”、“出版业内人士对于自己文化责任的体认”、“出版的进程就是思想史的进程”等8个方面进行论证,弥补了当前学术界目前在这方面研究无多的缺憾。
  “解剖小麻雀”也是《出版与近代文明》的特点之一。书中成为著者的“小麻雀”的,先后有近代早期出版观、近代报刊、鸳鸯蝴蝶派、申报馆、近代上海和武汉、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曾国藩、梁启超、孙中山等等。
  举例证之。曾国藩、梁启超、孙中山,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或研究过这些风云人物与近代出版之间的关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他们与出版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通过本书著者钩沉史料,扎实研究,我们才得以认识到:曾国藩是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梁启超则是一个直接从事出版的出版业中人,孙中山更是一位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总体设计师。
  “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这是建辉先生对后学的勉励。据笔者浅见,在学术上的“志存高远”就是“学术大视野”,而“脚踏实地”就是“解剖小麻雀”。在建辉先生眼中,二者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本书序言中,建辉先生指出出版史研究学者有“行业派中人”、“学院派中人”。其中“行业派中人”的“长处,是对于出版有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体验,分析问题较为准确,且以史料见长,而短处(如果有的话)则是对于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了解不够,缺乏大视野。”而“学院派中人”则“以分析推论见长”,“对于出版史的研究是和近代知识分子研究以及近现代文学和翻译的研究结合的,或和其他的学术研究相结合,揭示近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出版和近现代文学及翻译的关系”。著者本人则和陈原、李侃一起,被归入“试图在两者间打通”的一派,简言之,即试图做到既有“学术大视野”,又能“解剖小麻雀”。从《出版与近代文明》一书看,著者一直在成功地进行着自己的学术实践。
  
(据《出版人》2006年7月第13期,发表时标题为《在创造历史与研究历史之间前行》)
  
ID:1965 发布人: zxf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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