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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版企业三个问题的思考
(2006-9-11 19:20:46)
出版与近代文明

  王建辉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4
  《出版与近代文明》是作者的近代出版史论专著。本书既有学术大视野下的宏观研究,也有近代出版史的微观研究。
  河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联系电话:0378-2825001

王建辉
  
  编者按:大部分出版单位转制为企业,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所在,其推进的速度和程度,决定了一个时期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节奏和水平。但转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有思想认识上的复杂性,也有操作层面上的艰难性。对此,本文从转企后出版工作主要是一种经济工作、出版企业核心问题是分配体系的重建和出版企业需要出版企业家三个角度,充分阐述了出版单位转企后出版人应着意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转企后出版工作与市场经济更紧密地融合为一体
  转企改制首先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长期以来,我们重视出版工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工作,特别强调其意识形态属性。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逐渐重视了出版工作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它同时也具有商品生产经营的一切特性,并提出了“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思路。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作了明确分类,出版业的主体部分正在成为经营性的出版产业,改企转制被认为是出版产业做强做大的关键。在目前情况下,出版工作是意识形态和产业形态的高度结合,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我愿意这样认为,出版单位改制为企业还有更深层的内涵。改制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机制的转换,它也涉及到性质问题。出版社作为企业是一种经济组织和市场主体,其全部的运作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要明晰产权,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按经济规则运行。因此,出版工作就其主要的方面或者本质的方面而言,其经济工作性质应得到强化。我赞同这样的观点,“硬化”出版社的经济责任,是我们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1]。出版对于社会经济的贡献是一种不容推辞的责任。
  转制为企业,就是要把出版单位办成企业并按企业方式运作。企业的本职就是搞经济,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挖掘产业功能,做强做大产业,促进产业发展,这是转企的根本意义所在。既然我们的出版工作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就要寻找和探求出版工作的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
  转企之后,出版工作与市场经济更为紧密地融合为一体,市场机制的引入为出版工作注入了经济利益的活力,配置了强大的推进器。发达的市场经济将改变出版产品的生产方式与出版资源的配置方式,以市场价格机制为基本的出版企业,将更加适应市场的需求,从而促进出版业的发展。出版产业发展的真正动力来自于市场,市场是决定文化出版产业发展兴衰成败的最后决定力量。
  说到底,改革、转制不是目的,做强做大也只是表征,在出版业的主体部分成为经营性的出版产业之后,出版工作作为经济工作才是实质。但这丝毫也不削弱我们对出版工作的意识形态性的认识,因为这种经济工作具有两个特性。一是属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工作,二是要确保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这就包容了出版工作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部特性。这样,出版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担负起或至少不违背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个责任不仅包括一般企业需要遵循的原则,更要包括推进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弘扬优秀文化的责任。要牢记社会责任,向社会承诺提供健康的精神产品和服务,在自己的企业理念中以坚持正确的导向来体现这种社会责任。过去我们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认识出版工作是一种经济工作,现在则是从产业形态来认识它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这是一种新的统一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对这一点保持清醒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早一点从改企转制的“转型混沌期”中走出来。
 
二、出版企业核心问题是分配体系的重建
  在转企操作上,具体问题更多,比如国有资产经营授权,比如社保问题的解决等。有关分配问题,也是一个不太好解决的关键性难题。
  对于国有企事业单位而言,单位人员被认为具有“国家身份”,通常没有什么压力,分配也常常是大锅饭。在出版企事业单位中,这更是一个问题。多年来,出版业由于有政策保护,基本上属于垄断性行业,或者说处于专营状态,分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干好干坏一个样是一种普遍现象。分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在行业内便产生了一定的负效应,一是人员流不动出不去,二是收入只能增不能降,三是福利中不合理的“大锅饭”的东西特别多。
  从历史上看,“大锅饭”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产,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也有过“大锅饭”的利润分享制,也就是对利润的平均分配,这意味着没有直接按照雇员的努力给予回报。努力工作的人和偷懒的人拿到的是同样多的钱[2]。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步解决了“大锅饭”的问题。于是“大锅饭”一度成了中国特色。
  出版单位转制为企业后,员工转换身份,第一步是由“事业人”变成“企业人”,这种身份转换还不是根本性的,因为还是“国家人”,只不过由国有事业向国有企业做了转变。第二步由“国家人”变成“社会人”,这才是根本的转换。但不管是第一次转换还是第二次转换,只要成为企业,分配体系发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大锅饭”的分配方式肯定行不通了,建立新的薪酬体系便成了改革的一个关键。而改革也只有涉及到薪酬,才具有真正变革的意义。
  在转企过程中,设置新的薪酬体系要注意掌握几个原则。一是员工的收入要随着单位的经济增长而增长,换句话说,一个单位的效益下去了,收入自然也要降一点;二是要让干事的人收入长起来,改变分配上的“二八定律”,即20%的人干80%的活,拿20%的钱;三是“死”的部分要减少,“活”的部分要增加。要把不合理的东西降下去,这个不合理的东西包括福利当中不合理的部分,包括不合理的一切开支,而同时又要按照公司的规则运作,把福利中合理的部分摊入工资之中。确立这三个原则的目的有三,一是让员工关心企业整体利益:二是把按劳分配的原则搞到位,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不让干活的人吃亏,不让雷锋吃亏;三是建立合理的福利体系,创新激励机制。
  设置新的薪酬体系要注意工资结构。这里有两个情况,一是转变为企业后按规则可以实行年薪制,但年薪制主要是针对国企高管人员,其他员工可以采用两种办法——或按企业高管来套,或按工作岗位来计(采用薪点制);二是在转变为年薪制前设置一个过渡阶段也是必要的,过渡阶段的工资结构,即管理岗位可为由基础工资、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构成,业务岗位为由基础工资和绩效工资构成,这是一种准年薪制。
  一个大的出版集团,应建立相对统一的薪酬标准和分配体系,这是一项很复杂也很困难的工作。过去的大多数情形是,一个省内,同是省属出版社,工资体系却五花八门,尤其是福利支出差别很大,这样不利于整体发展。改革分配制度,宜先从规范福利构成和基础工资组成着手,在此基础上再建立较为统一的绩效考核标准,既克服由于穷社和富社“码头效应”而产生的不均,也让一流人才有较为优厚的待遇。
  分配是企业运作的关键。一种富有竞争力的新的激励机制和动力机制的建立,是一种挑战,它反制出版业的发展。进行这样一种改革,在改革的初期,员工物质利益可能要受到一定影响,但在改革后期,员工一定会共同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三、出版企业需要出版企业家
  出版单位转制为企业,需要有出版企业家来进行企业运作。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的命运就是出版企业家的命运,出版企业家是出版企业的符号。
  企业家被认为是继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第四生产要素。企业家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出版企业家是出色的出版企业领导者,是出版之船的优秀掌舵人。和其他行业相比,出版企业的成熟度还远远不够,企业的路子刚刚在走,因此,我们的出版企业家也更为匮乏。
  从企业管理的历史看.企业家要有企业家精神,这种企业家精神主要包括勇气、智慧和动力。勇气、智慧和动力这三者,完美地总结了工业革命时期企业领导者的主要素质特征[3]。在后工业革命时期,对今天的出版企业而言,出版企业家也就是出版领导者,也需要勇气、智慧和动力,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二者又有其不同的特质。
  1.关于出版企业家的勇气
  勇气是敢做敢为毫不畏惧的气魄。对于当今的出版企业家来说,勇气的内涵是多方面的。一是改革的勇气。改革是挑战旧有体系,即打碎存在于大多数时代大多数社会的对做事的新方法的本能的抵触。在出版领域,改革普遍滞后,甚至可以说是最后的改革领域,改革的难度和为此付出的代价都难以估计充分,更需要胆量和踩地雷阵的勇气。二是创新的勇气。改革与创新是出版企业家主要的职责,就像美国的大企业家摩根所说,要敢于做新的尝试,不要害怕失败[4]。出版创新尤其难,因为出版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部分,具有相对的趋稳性,为后世开新路是当今出版企业家的责任。三是坚持自己信念的勇气。出版企业家必须具有确实追求成功的执著与坚持的性格才行,否则就会因为没有自信而失败。四是冒险的勇气。成功的企业家总是具备一定的冒险精神的[5]。他承担着风险,去做别人很少敢做的事。在出版领域,又多了一层冒险,即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双重风险,人们常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形容出版工作。因此既要有冒险的勇气还要有驾驭风险的高超的本领。决策往往就是冒险,做企业的关键是,对于认准的事情敢不敢拍板决策,敢不敢承担责任,这是企业家能力和魄力的综合体现。
  勇气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企业家的实践能力的综合体现。
  2.关于出版企业家的智慧
  什么是智慧?智慧是陶冶知识原料的熔炉,是炼钢的电火,是一种透视,一种反想,一种远瞻,它可以烛照人生前途[6]。对于企业家来说,智慧常常体现为直觉,这种直觉,一方面是哲学认识的,是一种感觉:一方面是经济领悟的,是一种经济思维。
  对于企业家来说,智慧体现在哪些方面?一是处事敏,察人明。对事物反应敏捷,对选题判断敏锐,对被领导者的优长短缺心中有数,处事用人没有大的闪失。二是谋求发展的金点子,这是更重要的。在出版为经济工作中心服务的时代,金点子从经济思维中来,要改进知识结构,多学习经济知识,要学会用经济思维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能否运用智慧寻找发展的生机是企业家高下的分水岭。三是丰富的想象力,这也是企业家智慧的内容。一位叫哈丁·怀尔德的人说:强烈的创造力并不来自于外部的观察力,而来源于内心的想象力。想象力是预见的来源,对于把握出版走势是十分重要的。四是将绝妙主意商品化。在出版业,把想法和策划变成一本本物质形态的畅销书,就是一个绝妙主意商品化的过程。企业家的智慧与众不同,“企业家所运用的策略,有许多并不是他本身的构想。在这个世界是,聪明之士不少,拥有绝妙主意的人也多得让人吃惊,但能将其商品化的人却是极少数。可是,企业家就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7]这就是“企业家的头脑”和智慧。
  出版业是一种内容产业,是一种知识产业,也是一种依靠和产生智慧的产业,对于智慧的要求更高。要用智慧出书,要用智慧发展出版产业。
  3.关于出版企业家的动力
  动力和动机相关联,企业家敢于冒险的动机是什么?对于小企业家来说可能是为了金钱和财富,但对于大企业家来说情况有点不同,有人指出“对近现代西方经济史的观察让我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其实不是因为追求金钱而创办自己的企业的。几乎没有因为追求金钱和个人财富而能成功地做大做强自己企业的例子。”[8]应该说,对于事业的追求才是企业领导人动力的内在形态,是一种自我推动力。企业家总有一种“企图完成什么”的动力,“企业家喜欢的是自己的事业和从自己、从事业发展中获得的满足感。”[9]这才是原动力。要成为真正的企业家,就意味着要永远不停地创造和追求。
  但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尤其是在长期处于计划和垄断中的出版行业中,动力系统仅此是不够的,还有两条是不可缺少的——
  一是要有必要的政策环境,给企业经营者、领导者创造施展身手的平台。由于缺乏配套政策,我们相当多的企业领导者感到改革动力不足,一些人还反映,现在谁都认为要改、该改,但谁都不愿改、不敢改。尤其是地市书店普遍感到干了多年,缺乏动力。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三:其一,国有文化出版企事业改革、改制,国家作为出资人对作为委托代理人的出版集团及各成员单位法人的授权不明晰,无法操作;其二,事业体制转为企业体制以及攻克干部职工“国家身份”购买和置换这一改革难点的依据、政策措施不清晰、不配套,改革难以得到法人单位经营者和广大员工的响应和支持;其三,在授权不到位、改革政策措施不配套的情况下,先行一步的改革者往往要面临极大的道德和法律风险,同时也难以避免改革改制过程中的不规范操作等问题。所以,出版改革、改制,必须首先争取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尽快出台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配套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解决经营授权,二是解决社保医保,这都涉及改革的政策问题,上级主管部门要有明确的能够落实到位的政策意见。
  二是要建立科学的业绩考核体系。这就是对经营者激励机制的建立,包括短期激励(即年度奖金和分红)和长期激励(股权与期权)。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出版机构进行了尝试,如长江出版集团已着手进行企业领导人薪酬体系变革,首先建立企业负责人目标考核,改变过去由单位自报自定经营目标的做法,改由集团将目标任务从整体上分解到各企业单位,由上而下,体现全局整体利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由集团总部根据业绩考核来发放企业领导者的绩效工资。这样就改变了过去经营者自己决定自己收入的状况,尽可能体现激励的科学性和阳光性,让企业领导者在科学的激励机制下前进。
  重建企业领导者动力系统非常重要,不容忽视。
  勇气、智慧和动力,是改革时期出版企业家的素质要求。出版企业家也是一种有限的商品。在我们有更多的出版企业家涌现出来之前,让我们每一个出版企业的领导者,都能较好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有一位西方人说:管理者需要把事情做准确,领导者需要做正确的事情。对于出版业来说,做正确的事,来自于领导者的素质,提高企业领导者素质就成了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从勇气、智慧和动力这三个方面实现素质的提高,是一种最明智的选择。
  
  注释:
  [1]姜明:《论企业的双重责任》,《出版转制与编辑工作》第10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2][3][英]摩根·威策尔:《管理的历史》,第78页,第338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
  [4][5][7][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摩根信札》,第18页,第23页,第18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
  [6]罗家伦:《学问与智慧》,《写给青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8][9]张军:《企业家的性质》,《愉悦的思考》,中信出版社,2005年
(本文作者单位: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据《出版发行研究》2006年第7期)
ID:2045 发布人: zxf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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