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贵 王静

　　抗战期间，饱受战争重创而迁徙到内地的中国出版业，在至艰至苦的条件下艰难复兴与重建，屡仆屡起，显示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从规模和实力而论，战时的中国出版业，由于敌人的破坏和战争的恶劣环境，确实较战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倒退，但就出版精神而言，现代出版业的先驱和仁人志士们，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含辛茹苦，弦歌不绝，表现了为文化而奋斗的豪迈气概。八年中，大后方出版图书22552种，出版期刊2000余种。[1]在当时物质条件十分艰苦，出版机构游移无定，出版物市场又局限于内陆的情况下，能有这样一种出版成绩，确是十分难得可贵的。

　　战争风云变幻，大后方出版业深受时局的影响，出版物内容和数量，波动起伏，呈现阶段性特征。战争伊始，抗战的气氛弥漫大地，救亡的歌声响彻云霄，在突如其来的战争面前，人们同仇敌忾，情绪高涨，对各种抗战读物有着普遍的需求，不同流派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和音乐家，亦受到时代的感召，创作出一大批以抗战为题材的，形式多样的通俗文艺作品。在此情况下，各种抗战期刊风起云涌，各种抗战丛书应运而生。从这一时期出版的众多带有“抗战”、“抗敌”、“战时”、“战地”、“血路”、“救亡”、“反攻”、“反侵略”等字眼的刊名和丛书名中，不难体会到战争阴云笼罩下，人们开展救亡运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昂扬斗志与澎湃激情。各种抗战书刊，或者分析国内外时事发表述评；或者介绍战争知识指导救亡；或者报道各地救亡工作现实，沟通前线后方生活与动态；或者刻画日本帝国主义真面目，拟议对敌工作方案和办法；或者歌颂抗日先进，介绍浴血抗战事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或者刊载党国要人抗战言论，宣传团结抗战，提高民族意识。尽管各书刊对救亡的说法和主张有所不同，但坚持抗日、共同对敌的主旨却基本一致。

　　据内政部的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39年底，全国一共出版书刊10014种，[2]两年多时间，才一万出头的书刊数量，较之战前，当然大为不及，因为仅1936年一年，全国出书种数就达9438种，[3]但相比于抗战中期，却是远远胜出。其原因，倒也不难理解。抗战之初，大后方的出版业尚可利用上海“孤岛”和香港，作为出版造货基地，由于两地纸价便宜，印刷成本较低，且印装质量好，大后方出版的很多书刊，多愿意选择在内地编辑组稿，在上海和香港排版和印刷，或者是在内地打好纸型，再运往两地造货。到了太平洋战事爆发，上海和香港告之沦陷，这两个重要的大后方造货基地，亦随之丧失，其结果不问可知。另外，抗战初期出版物数量之尚且可观，其主要部分还是以各种类型的抗战读物为主体，到了中期，一方面出版界抗战读物的供应渐趋饱和，另一方面读者对抗战“八股式”的文字也渐渐失去兴趣，购买大为减少，出书数量随之突退。这一时期的出版内容多是些战前图书的重版和一些翻译作品的印行。[4]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是抗战阶段出书最少的时期，1941年全国出书不过1890种，[5]为抗战以来的最低谷。

　　到了1942年，情况有所改观，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出版复苏迹象，1942年全年出书3879种，1943年出书4408种，[6]较之1941年增长了二、三倍。这一时期，虽然战争还在继续，但从出版物的内容与品种结构上看，基本上恢复了常规性的出版状态。抗战初期，抗战读物盛行一时，占据压倒性的主导地位，而当人们激情消退，维系于斯的出版业，便与之一起萧条。可以这么说，1942年前的出版，在突发其来的战争大变局面前，是一种非常态性的出版。然而，当经过短暂的不适应和萧条期之后，1942年以后的大后方出版业，则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定位。有关文艺方面的读物，有关时事与国际现势的图书，有关学术及理论著作，有关教育的书籍及儿童读物，都出现在全国出版中心——重庆的出版物品种结构之中。那些严肃的学术著作，那些长篇的文艺作品，那些翻译的世界名著，在抗战前期相当少见，而到了1942年，“都大本大本的出版了”，[7]表明1942年以后全国出版物的内容质量有显著的提高，尽管，印制水平，格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大不如以前。这一时期，国定本的中小学教科书陆续编印，各大书局自编的教材和教辅读物继续发行，以政府力量组织和完成的“部定大学用书”，出版了30多种，其他大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文通书局等编印的“大学丛书”“大学用书”，或者庚续战前旧事，或者新起炉灶开张，均有不俗的成绩。尤值得一说的是，这一时期还面世了不少堪称为名著的学术著作，如冯友兰的《新理学》、朱光潜的《诗论》、金岳霖的《逻辑》、钱穆的《国史大纲》等，都是半个多世纪以后还在重印的作品。想想如此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无论是学术还是出版，依然在克服困难，向前进步，真令后人追慕并感慨不已。

　　从单本书的印数和销量来看，1943年前后两三年时间，称得上是抗战期间大后方书业的黄金年代。赵家璧所称道的桂林出版业，主要是指这个时期。重庆的出版业情况，也大致类似。钟宪民在1943年底写的《最近重庆市图书出版概况》一文中，甚至下断语说当时重庆图书的销量，比抗战以前的上海，还要好得多。“每一种新书出版，为时不久就难得再买了。这说明了图书需要量的增加，也说明了文化生活的普遍地提高。”当然，这两年的出书结构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说，文艺读物的比例过大，而科技图书的比例却又过小，文艺图书中还有不少是低水准的读物，翻印的旧小说也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都曾受到时人尖锐的批评。[8]不过，出版物比例过大过小的失调现象，也是战前出版业同样存在的问题。这似乎更能说明这一时期出版的常态性特征。

　　这一时期的书业界，还有一点需要被特别提到，那就是书业间的联合现象。先是1943年4月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的成立，简称“七联处”，后有1943年12月“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的挂牌。“七联处”的成立，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推行国定本教科书而采取的新举措，指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文通书局七家单位，专门承担国立编译馆主编的国定中小学教科书的排印运销任务。各家的资历和资金情况不同，所承担供应的份额亦不一样，协商分配的结果是，正中、商务、中华各23%，世界12%，大东8%，开明7%，文通4%。“七联处”在组织上设理监事会，总处设在重庆，后来为了印刷运输的方便，又分别在成都、贵阳、衡阳、永安设立了四个印运站。“七联处”的成立，从严格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官方行为，联合的范围也仅局限于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的印制与发行；而“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的成立，则是一种典型的民间行动，其联合的范围也宽泛得多。由于参加“七联”的单位，可以得到政府的平价纸张、印刷费限价和银行低息贷款等优惠条件，而“七联”之外的许多中小民营出版社——习惯上称为新出版业，则被排除在照顾之外。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争取一份公平，中小出版业走向了联合，成立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最初的发起单位为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上海杂志公司、作家书屋、五十年代出版社、华中图书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群益出版社、国讯书店、峨嵋出版社、教育书店等13家，后来又陆续有书店参加进来，到抗战胜利时，股东单位达33家。“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下各书店之间，展开了广泛的合作，在重庆和成都分别设立了第一联营书店和第二联营书店，在西安开设特约分店，联合销售图书，联合刊登广告，编印联合书目，联合争取出版利益，共同开展反压迫运动等。[9]这样一种书业间的联合与协作现象，为战前所没有，体现着书业的进步。

　　1942年前后的书业黄金时代，维持时间也不长，到了1944年，物价飞涨起来，社会购买力普遍出现低落，书刊作为非物质消费品，最易受到打击。据1944年5月13日重庆《大公报》所载的消息称：重庆市书业以淡月将届，门市冷落，外埠欠款不易归还，多半已停印新书，并停止向外批发。1944年5月29日《新华日报》也刊登了一则桂林市的出版消息云：向称文化城的桂林，近来文化事业已经非常衰落，一年前的情形是每月新书，总是四十多种，如今只剩一半，甚至一半都没有了。从前每种出版新书，第一版总要印三千本以上，如今最多只印一千五百本。物价高涨，成本抬高，资金枯竭，购买力低，运输困难，邮资过重，捐税负担，以及出版审查过严等等，使抗战胜利前的出版界气息奄奄，勉强挣扎着。

　　总体而言，抗战八年中的大后方出版业，其历程是一波三折。出版人在载沉载浮的动荡中，坚持出版文化事业，坚持为抗战和建国服务。这是大后方出版业的主旋律。这里有外地迁入的老出版机构，也有新近兴建的新出版机构。新老力量的汇合，谱写了一曲共同反抗敌人侵略，斗志昂扬的出版战歌。抗战八年，也是国共两党关系时好时坏的八年，在两股政治力量面前，出版人在立场上常有各自的倾斜，表现出出版物政治上的倾向性。战前国民党政府就已实行的出版审查制度，到了抗战时期依然继续着，其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出版物被禁售，一些书店遭到查封，其间所交织的矛盾与斗争，同样贯穿着大后方出版过程的始终。

（据《出版发行研究》2007年第7期）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