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翌年12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七·七”芦沟桥战事发生后，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由于战争初期军事力量的敌我悬殊，华北、华东、华中等大片国土很快陷于敌手。经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及其在南方各省留下的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华中、山东等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出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出版事业，首先在延安进而在其他敌后地区，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就一直十分重视出版宣传事业，把出版当作党在战争年代配合武装斗争的另一条重要战线。“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当善于充分地利用这些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任务”。[1]事实表明，共产党中央对新闻出版工作，确也做到了周密的考虑，和全盘性的安排：在国统区，先后出版了《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在武汉设立中国出版社，在重庆的新华日报馆，既出报又出书，对桂林、香港的出版工作亦有精心布置；在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出版事业，更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设立主管机构，[2]创建出版社，重建印刷厂，筹办新华书店，开辟发行路线，编印发共进，书报刊并举，在筚路蓝缕的艰辛创业中蓬勃发展起来，从而与国统区党领导的出版业形成呼应，在共同促进中构建了全国范围的宣传工作网络，扩大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原本是文化落后的地区，中国共产党进驻陕北以后，吸引了一大批热血青年和专家学者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特别是延安，各种干部学校、培训班林立。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仅1938年1至8月间，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8000名青年在这里学习。延安抗大及其12所分校，先后培养军政干部10万余名。[3]在抗大之外，尚有陕北公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马列学院、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历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日本问题研究会等各个门类的文化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团体。一时间延安成为人才济济的文化城。延安的出版事业，便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和文教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应运而生。

　　然而，在艰苦异常的黄土高原上办出版，又是谈何容易。内忧物资匮乏、技术落后，外患经济封锁、交通不便。这些横亘在出版者面前的困难，都需要一一面对和解决。边区纸张供应存在较大缺口，造纸工人就用马兰草土法生产的纸张来代替，不得已时甚至节制书籍的印数。油墨来源出现断绝，就以松树自烧烟灰，轧制油墨。印刷设备陈旧落后，就因陋就简的以油印、石印，甚至传统木刻的方法印书，同时派人前往西安和上海，通过各种关系，设法购买铅印及其他现代化印刷器材，一步步向前改进。发行工作在革命书刊常被封锁，根据地又遭分割的情况下，更是显得任重而道远，党中央于1939年3月22日，为此专门下达《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要求从中央起到县委止，一律设立发行部，并要求建立运输掩护部队，以保证发行工作的安全。自1939年6月，新华书店从《解放》周刊社分离独立建制，于1939年9月1日在延安北门外设立第一个门市部以来，新华书店在各抗日根据地，遍地开花的发展起来。[4]新华书店会同其他书店一起，以门市、邮购、送书下乡、流动供应、设代销点等多种多样的发行方式，[5]把党报党刊和各类图书、杂志发行到陕甘宁边区各分区各县，发行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及敌伪沦陷区，发行到大后方以及南洋等地，使千千万万的干部群众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

　　从1936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到1947年3月最后撤离，一共10年时间里，延安先后出版了约20多种报刊和400多种书籍。[6]品种虽然不能说多，但在那种艰难的出版环境下，确也十分难得。延安主要的出版机构有解放社、新华书店、华北书店、大众读物社等，另外，八路军军政杂志社、鲁迅艺术文学院、民族问题研究会、边区文化教育研究社、解放日报文化供应部、边区音协编译出版部、敌情编委会、印工合作社等机关团体，也或多或少地出版了一些书刊、地图、年画等出版物。[7]解放社是中共中央在延安设立最早的，也是书刊出版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出版机构，除了编印闻名遐迩的《解放》周刊外，还承担了由马列学院编译的马恩列斯著作，以及其他学术文化团体著译作品的出版任务。新华书店独立建制以后，兼事出版，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及《整风文献》等著名出版物，均由新华书店总店刊布印行。

　　在延安从事出版活动，确有许多其它抗日根据地难以比肩的优势，作为党中央所在地，这里机构云集，人才济济，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优秀作者队伍，为延安出版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书稿来源。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不仅自己著书立说，而且亲自组织编书译书，亲自审阅校样，为书刊写序题词等。领导者的正言立言，有力地指导了延安出版工作的方向。在延安，印刷条件也相对优越，这里有抗日根据地中规模最大，印刷质量最高的中央印刷厂，另外尚有八路军印刷厂、光华印刷厂和机要印刷厂，分担着部分印刷任务，从而为延安的出版活动，提供了坚强的印制后援。[8]延安在各边区出版中心的地位，也由此得以确立。

　　较之于延安，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出版事业，起步相对要晚，它是在敌后游击区域不断扩大，敌伪在占领区内强力推行奴化教育，敌我双方在思想政治领域里斗争十分激烈，而延安的出版物又因交通困难，难以有效运输，远不能满足需要的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加大各根据地自身的出版能力，一方面下达指示：“各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运输机关”，另一方面则派出几批出版、印刷、发行等专业的综合工作组，到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予以协同和支援。[9]在此情况下，各根据地的出版事业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起来。其发展过程，各根据地大致趋同：大多先在报社里附设出版发行部门，到了一定规模后则分立出来，单独建制，向出版、印刷、发行综合经营的方式发展。所印行的书刊，多以翻印延安的出版物为主，另外自己也组织编印部分书刊，有些书刊是专门针对敌占区的宣传而编印的。相比较而言，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华中、山东、东北等根据地的出版工作，做得较为突出。

　　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敌后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被誉为“敌后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模范区”。1940年11月7日，根据地的《抗敌报》，改版为《晋察冀日报》，这是边区创办的最早的中央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社也是当地最有权威的出版社，在1938年至1942年的4年时间里，共发行报纸49.425万份，出版书籍杂志156种，111.3263万册。[10]成仿吾、何干之主编的文化艺术综合刊物《五十年代》、军区政治部编辑的大型摄影画册《晋察冀画报》、英文《晋察冀杂志》，在晋察冀边区出版物中称誉一时。由邓拓编定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也于1944年7月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

　　晋冀鲁豫边区是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创建起来的华北最大的一个抗日根据地。《新华日报》华北版于1939年元旦创刊，报社在出报的同时，就着手书刊的出版，1941年报社设立了图书编辑部，1942年开始以华北新华书店名义出书，并独立组建编制，出书品种随之增多。据统计，《新华日报》1940年至1944年印行580多万份，印刷发行其他读物160多万册。1945年度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出版书籍124种，59.6万册。[11]除了华北新华书店外，晋冀鲁豫边区的出版单位还有太岳新华书店、冀南新华书店、太行群众书店，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华北书店等，这些书店最后都统一于华北新华书店。

　　晋绥边区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华北、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的交通枢纽，乃为延安的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40年晋绥新华书店（次前是晋西北新华书店）建立起来，随后组织了全区的发行网和7个支店。该边区的吕梁印刷厂，从1940年4月至1942年初，排印书籍小册子21.1万册，印报近54万份，翻印书刊2.8万册，印领袖像、画片、画册、地图4.7万多册。[12]他们油印的六色套版地图《远东战争形势图》和《苏德战争地图》，非常精致，深受读者喜爱。

　　华中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处于敌伪心脏地带，与敌伪占领区和国民党驻地相连，政治环境相当复杂。为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华中抗日根据地各地区都出版有书报刊。现有资料表明，从1938年到抗战胜利，一共出版过200多种报刊。[13]各地区先后成立的出版发行机构有淮南的教育出版社、通俗文化出版社，淮北的拂晓出版社、淮北出版社、淮北教育出版社，苏南的苏南出版社、江南书店，苏中的苏中出版社、大众书店，苏北的苏北出版社、盐阜书店，淮安的雪枫书店和浙东的浙东书局等（后改韬奋书店）。

　　山东抗日根据地，海岸线长，敌人控制力相对较弱，所需物资的供给较内陆根据地方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于1939年1月1日创办了机关报《大众日报》，翌年4月，大众日报社附设文化出版社，编辑出版抗战教育的各种教材，至12月7日更名为大众印书馆，开始出版马列著作。1944年7月1日，山东新华书店在报社出版部的基础上独立建制，1947年2月与北撤的华中新华书店合并，仍称新华书店总店，1948年7月，改称华东新华书店总店，在翻印出书的同时，自己也组稿出书。

　　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出版活动，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因而表现在出版物上，便带有鲜明的党性特征，党报与党刊、党的领导人著作、党的政策文件、党的历史文献、马列主义著作，被当作出版的首要任务，成为根据地出版物的重中之重。为现实政治服务，为军事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需要服务，贯穿着各抗日根据地出版活动的全过程，那些体现时代精神的抗战文艺作品，那些为适应整风运动而出版的书刊，那些为人民军队建设而印制的教材，那些为打击分化日寇、汉奸、伪军的宣传品，那些关于解放区政权建设的论述，以及那些为促进生产、保障供给和传播生产经验的通俗性作品，无不体现了那个战争年代，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党的出版物所具有的品质和特性。正是其蕴藏着强烈的时代政治精神，使之与大后方出版业和敌占区出版业区别开来。以延安为代表的根据地出版事业，凝聚成一种出版传统，对抗战胜利后的各解放区出版事业，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出版事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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