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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鉴》框架与栏目述评
(2006-5-25 16:03:00)
出版与近代文明

  王建辉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4
  《出版与近代文明》是作者的近代出版史论专著。本书既有学术大视野下的宏观研究,也有近代出版史的微观研究。
  河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联系电话:0378-2825001

    
  2.1 《年鉴》的框架
  专业年鉴相对于综合年鉴而言,其反映的范围是有限的,但其反映对象是独特的,专指的,在这个主题范围之内,又是全方位的。《年鉴》要反映出版政策和法规、事业发展和经营管理、组织机构及人员活动、成果与评价等等多方面的情况,是中国出版事业的百科全书。
  为了能全方位,多角度反映中国出版的基本情况,《年鉴》的总体框架策略一直是多维的平行分解策略。这种多维的平行分解策略在《年鉴》发展中,被运用得轻巧灵活,多彩多姿。在第一维上,采用了专题分解法,即大框架分为专论、纪事、概况、人物、图书评介,法规、统计资料、出版史料、名录、附录、索引等11个左右平行的栏目;在第二维上,分解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概况”栏目中,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情况介绍采用地区的平行分解式;“纪事”栏目中,又往往以专业门类分解的方式,分为图书、期刊、音像等部类;第三维分解以专业门类分解为多。在《年鉴》历史上,最常见的框架结构见以下图解:
  
 
  常规栏目的框架大同小异,基本上就是以上的模式,稳定度较高,这有利于风格的保持,也有利于读者查检。
  但是《年鉴》框架的稳定性不是绝对的。时代在变,出版业随之而变化,《年鉴》也常编常新,新栏目逐年出现,常规栏目也在随时代与读者的要求而调整、改进。
  
  
  2.2 《年鉴》常规栏目述评
  年鉴以其表现形式丰富多样,综合性强,信息密集而成为工具书中的佼佼者。不同的栏目,在编辑过程中其文献加工度差异很大。所谓文献加工,是指对各类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并深入到文献的内容中去对文献进行分析,组织成新的文献类型。我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使用一、二、三次文献的概念,以下分述之:
  一次文献是刊载科学研究、设计、制造、实验、调查等各方面直接成果的文献。也称为一级文献或第一手资料。如《年鉴》中的论文、调查报告、法规条文等。它具有独创性,可读性强,价值也一般较高。但是,一次文献篇幅大、信息浓度低、检索不便。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人们对其加工处理,就形成各种二次文献。
  二次文献,是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整理、提练、科学地组织起来加以系统编排而形成的文献。《年鉴》中的文摘、书目、索引就属于二次文献。二次文献具有浓缩性、易检性和系统性。但是,它只提供查找线索或摘要,不能提供原文,可读性差。为克服其不足,便产生了三次文献。
  三次文献,是通过利用二次文献,根据一定的需要和目的,对一次文献所载内容,进行信息单元层次(如一种主题、一种观点、一个数据)的选择经分析综合加工而成的文献。《年鉴》中的综述、概况等栏目就属于三次文献;而且,《年鉴》整体也属于三次文献,三次文献具有针对性、权威性和指导性;但是它受加工者水平和眼界所限,疏漏与偏颇在所难免。
  
  有了以上的理论准备,我们可以将《年鉴》的常规栏目分析得更加清楚透彻。以下分述之:
  2.2.1 特载
  由于年鉴基本上是以年度为限,主要收录上年的资料,当年资料应在下一年收录。但是,有的年鉴在付印之前感到当年有些特别重大的事件或文献要及时公之于众,就设列专栏来收录,这个栏目就叫“特载”
  《年鉴》的“特载”栏目只出现在1983、2002、2003、2004年卷中,是个新栏目。在以上4卷中“特载”栏目中共收录专文31篇,全部置于各卷卷首,以显示其特殊性和重要性,这些文章的内容主要有:
  (1)国家高层领导人及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如2003年卷的《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特点规律 大力推进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改革——胡锦涛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2002年1月11日)》;2002年卷的《于友先在首都出版界同志纪念建党8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
  (2)重要会议文献和报告。如2004年卷的《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开创新闻出版工作新局面——石宗源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作工作报告》;对重要会议文献的学习、思考性文章,如2003年卷彭松建的文章《以创新推动发展——学习十六大报告有关创新和创新思维的论述》。
  (3)出版界的重大活动。如2002年卷的《朱镕基总理考察新闻出版总署》和《首都出版界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座谈会》。
  “特载”栏目加强了《年鉴》的导向性,开拓了《年鉴》的宏观视野。但是,4卷共31篇文章,平均每期约8篇,显然篇目过多,篇幅过大了。要加强导向性,开拓宏观视野,最多只需3篇文章就足够了,更何况这些文章高度集中在中央领导人与署领导身上!
  我仔细查阅起来,发现2002、2003、2004年卷的这24篇文章,反映的事件或发生的日期都在《年鉴》当年应反映的期限内,那么以年鉴学对“特载”的定义来说,这个栏目取名“特载”就不恰当了,似乎叫“特稿”更合适。
  
  2.2.2 文章
  年鉴中的文章是以三次文献形式出现的情报资料,是专家、学者、权威人士通过大量占有事实、文献和数据资料,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后概括而成的高度浓缩的情报资料。这些文章具有权威性、政治性和导向性,从而具有较高的决策参考价值。《年鉴》中的文章主要在特稿、专文、概况、综述等栏目中,往往主题鲜明、述议结合、条分缕析,很有完整性和可读性。
  2.2.2.1 特稿
  一般是就某一领域的现状和趋势加以分析论述或发出号召的文章,一般由国家或某一领域、某一行政机构的主要领导人来写。
  “特稿”作为一个栏目的称呼出现较晚,直到刘菊兰先生任主编的第一期(1995年卷)才正式出现。《年鉴》历史上第一篇特稿是石宗源先生署名的《认真落实五中全会精神 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推动新闻出版业在新世纪的更大发展》;方厚枢先生任编辑部主任与主编时期(1983年卷~1994年卷),一般在卷首安排“特辑”栏目,也具备了特稿的功能,如1983卷“特辑”栏登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潘国彦先生任主编时期(2002年卷至2004年卷),“特载”栏目代替了特稿,并强化了栏目的导向功能。
  2.2.2.2 专文与专论
  这类文章着重就某一个专题的情况加以介绍。或是对某个问题进行总结。相对于特稿来说,专文与专论的视野没有那么宏观,它反映的角度较小,问题比较集中,把比较具体的问题说深说透。
  《年鉴》历史上的第一篇专论是已故的陈原先生写的《新的进展和新的希望》,发表在1981年卷上,文章表达了作者在粉碎“四人帮”后几年中对出版工作的感受;在方厚枢先生任主编时期,总的来看专文、专论和特稿的界限比较模糊。例如,1987年卷专论《开创提高图书质量的新局面》,有鲜明的专论特色;但1983年卷的专论《为开创出版工作的新局面而奋斗》,似乎更像是特稿;刘菊兰先生主编时期,基本上每期都有专文,并且所选文章颇多佳构,如1995年卷于友先暑长的专文《总结经验 深化改革 促进图书发行事业健康发展》,高屋建瓴,力透纸背;2001卷许力以先生(曾任中宣部新闻出版局局长)的《中国出版一百年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文,流溢出深厚的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潘国彦先生主编的3卷中,专论的特色更鲜明,篇幅更大,栏目功能也更强,3卷共收录专论32篇,作者都是业内精英,论题涉及到出版改革创新、网络出版、期刊发展等许多领域,政策导向性与决策参考功能都很强,从而有很强的实用性。
  2.2.2.3 概况与综述
  概况几乎是所有年鉴必不可少的栏目,有的放在特载、专文之后,有的放在首栏,起着开宗明义、提纲挈领、囊括全局、概述全貌的重要作用。概况栏目有的取名“综述、“概述”。从《年鉴》历史来看,概况与综述有时相互混淆,有时又泾渭分明,相互补充。以下就各时期的不同特点分述之。
  《年鉴》1980年卷与1981年卷的概况是专门设立的栏目,综述则篇数较少,并且混杂在“图书评介”栏目中;从1982年卷到1987年卷,概况与综述统一归在“概况”栏目中,在这6卷中,概况的文章篇目很少,而且都是全局的、宏观问题的概述;综述部分则篇目很多,分门别类的就某类图书的出版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以1985年卷为例,“概况”栏目中只有3篇文章,分别是《1984年全国图书、报刊出版简况》、《1984年全国书刊印刷企业生产简况》、《1984年图书发行工作概况》,由题目就可看出是全局性情况的反映;综述文章却有19篇之多,分别是哲学、宗教、法律、商业、生物技术等共19类图书出版情况的综述。
  从1988年卷开始,“概况”栏目加入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概况”,综述从“概况”栏目中分离出来,归入“图书评介”栏。此后,一直到2001年卷都保留着分离的格局。从1988年卷到2001年卷的13卷中,“概况”栏目从内容上讲保持着一个两层的结构,即:总体上是“全国出版概况”与“地方出版概况”两层,前者分部类介绍情况,是并列分解式结构;“地方出版概况”则是分省区的平行式结构;综述部分此时叫“图书出版综述”,是不同门类图书的出版情况综述,属并列式结构。
  潘国彦先生接任主编之后,对《年鉴》的框架结构有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取消“概况”栏目,以“综述”代替。从2002年卷到2004年卷的“综述”栏目来看,其内容还是概况与综述文章交织在一起,只不过这一时期出版署各司、局、各协会的年度工作总结式的文章明显增多;反之,分门别类介绍图书出版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的文章明显减少。
  说到对“综述”栏目的贡献,首推方厚枢老先生。方先生任主编时期,对“图书出版综述”的文章十分重视,每卷组织的文章篇目多、质量高、覆盖范围广。每卷入选篇数见下表:
  
  卷次
  83
  84
  85
  86
  87
  88
  89
  90-91
  92
  93
  94
  总数
  平均
  数量
  37
  26
  19
  25
  16
  21
  18
  22
  8
  13
  8
  213
  19.4
  方先生不但每卷都尽量就热门图书领域(如文学、法律、商业、少儿等)组织综述文章,而且不忽略一些规模小、冷僻的图书领域。方先生的做法是每卷主要介绍热门领域出版情况,如文学、法律类图书年年有综述,同时又有少量的篇目关注冷僻领域。对于冷僻的图书领域,方先生心中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将他主编的11卷合起看,就发现他井然有序的先后介绍了许多冷僻领域图书出版的情况,从而纵向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对中国各类图书出版状况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例如1983年卷的《铁道图书出版综述》和《盲文书籍出版综述》,1985年卷的《遥感技术图书出版综述》,1987年卷的《系统科学论著出版综述》和《未来学图书出版综述》等。
  虽然刘菊兰先生也很清楚综述文章的价值,但“综述”栏目始终受稿源问题的制约。综述属于三次文献,要求作者既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又熟悉出版的情况,而且还是文章高手,同时符合这些条件的作者少之又少;好不容易找到了,别人又往往百事缠身,或者早已文债如山,无暇他顾。所以,综述文章的组稿始终是一个难题,随着每年全国出书品种剧增,“图书出版综述”的文章更难组织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刘先生任主编时期的文章数量上看得很清楚。
  
  卷次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总计
  平均
  数量
  8
  10
  7
  9
  4
  9
  9
  56
  8
  平均每卷的“图书出版综述”文章数量比方先生主编时少了11.4篇,只相当于那个时期的41%。如此大的差距,显示着这一栏目功能的显著弱化。
  方先生组织的“图书出版综述”的文章,分门别类的对各类图书出版情况进行了全景式描述,对从业者的选题策划,对研究者的引用、借鉴都非常有用,是一组很有价值的资料;同时,概况文章在时间上仅限于当年,但出版综述文章却有很大的时间跨度,又有很宽的横向视野,所以立体感强、信息量大、可读性强,有效的扩展了《年鉴》的维度。
  今后,对《年鉴》的编撰者来说,如何恢复“综述”的强大功能,将是一个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重大课题。
  
  2.2.3 纪事
  纪事,是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将一年内或数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依照年月日的顺序编排起来的一种文体。年鉴中的“纪事”,大都提纲契领的记载了大事、要事、新事,将时代风云尽收其中,使读者窥斑识豹,全局在胸。因此,年鉴中的“纪事”具有便览性、检索性和学科指南作用。
  在《年鉴》的版面安排上,“纪事”栏的位置一直很靠前,一般放在特稿、专文和概况之后,起着契领全书的作用。
  从1983年卷到2001年卷,“纪事”栏目的格局一直保持稳定,分为三部分:年度出版纪事、年度重要出版纪事、专业性大事记。“年度出版纪事”采用编年体的写法,按时间先后逐月逐日记载出版界大事要事、新事,次序分明、简洁明了。“年度重要出版纪事”记载业内一年中的重大、特大事件,往往以事件为中心编辑成一个个小专题、内容全面,手法灵活。例如2001年卷“纪事”栏中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十周年”小栏目,由三篇文章组成,即《中华民族精神创造力的保证》、《著作权法修正案简述》、《著作权法实施十年大事记》。这其中有专论性文章,有综述性介绍,最后一篇时间跨度大、资料立体,体例上属于纪事本末体;“纪事”中的专业性大事记部分,以工作门类划分为“业界动态”、“表彰评奖”、“报纸期刊”等多个部分,各部分内事件记载的前后顺序一般不以时间为序,而是将大事放前面,小事放后面;中央的、高层的事放前面,地方的、基层的放后面。选稿时把握“大事不漏,小事不凑,重要的必录,无价值的不收”的原则,同时对选定信息提炼、精编,严把政治关,核实稿件中的引文和数据,并积压水分,删除“穿靴戴帽”的内容,使条目文字简练。从总体上讲,这段时期的“纪事”内容丰富、语言精练、编辑手法多样,颇受读者欢迎。
  随着《年鉴》整体结构的调整,2002年卷至2004年卷中的“纪事”栏目被分拆到不同的部类中去了。如2002年卷卷首的“总类”栏有“纪事”,“图书音像、电子”、“报纸期刊”、“印刷发行市场监管”等栏目都有“纪事”。这一时期,“纪事”中的条目前后安排一般以时间先后为序(特别重要的大事除外)。
  从总体上看,《年鉴》中的“纪事”条目,从语言上讲都是辞书语言,高度浓缩凝练;从纪事体裁上讲,多种体裁并用,相得益彰;从条目内容看,都能做到准确明了,信息量大且重点突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报成绩的多,报问题的却鲜有登载,削弱了《年鉴》的鉴戒作用;2002、2003、2004年卷的条目中,报导会议的比重过大。仅以2002年卷为例,“总类”的“纪事”部分共有105则条目,反映各类会议的就有58条,占总数的55%。
  
  2.2.4 人物
  《年鉴》的“人物”栏记载了为出版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获国际、国家和省部级荣誉称号及表彰的出版人的先进事迹,弘扬他们为出版事业献身的精神。《年鉴》创刊以来,通过各种方式列名的出版工作者共2700余人。
  从类别上看,《年鉴》介绍的共有3类人:①从清末到《年鉴》创刊以前逝世的杰出出版人。这些人虽然与每卷年度特色无关,但通过记载以弘扬他们的事迹,可以起到存史和教化的作用;②年度逝世人物;③受表彰及获奖人物。
  在入选标准上,《年鉴》的标准始终很严,所选创刊前逝世的历史人物都是近现代出版史上功勋卓著、声名远播的;年度逝世人物职称在副编审以下的不选(少数无专业职称的资深老编辑除外);获奖人物只选三大奖(韬奋出版奖、“百佳”出版工作者奖、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奖)获奖者。
  《年鉴》作为“官书”,记载人物有褒奖嘉言懿行的表彰作用,所以入选的全部是正面人物。从构架上看,《年鉴》对人物的记载有4种体式:
  ①名录式 介绍人物姓名、生卒年月、籍贯、工作履历、学历、主要成就、主要著作,每条约200-300字,简洁明了,便于检索。名录式是“人物”栏使用最多的一种体式;
  ②传略式 篇幅大,写法自由,个性创作,可读性强。这种形式用的很少,只在潘国彦先生主编的3卷中运用较多,如2004年卷《往最高处去做——记第八届中国韬奋出版奖获奖者刘硕良》一文就十分精彩;
  ③传记式 是为出版界内最具声誉的权威人士立传,如1987年卷的《胡愈之同志生平》、1985年卷的《周建人同志生平》即属此类;
  ④列表式 这种方式一般用在公布省级获奖者名单时使用,一般只开列人名、任职机构、荣誉称号等。
  
  2.2.5 法规和文件
  法规与文件具有凭证作用、指导作用,晓渝作用和沟通作用,将法规与文件在公布之外收入工具书,可便于查阅。《年鉴》创刊至今,对国家出版局、新闻出版署和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有关出版工作的行政规章制度,以及全国人大、中宣部等党政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出版的法规性文件均予收录,25年来共收录713件,有长期查考价值。
  
  2.2.6 出版信息资料
  2.2.6.1 统计资料
  统计资料属于数据情报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制定和优化决策的重要依据,是各类年鉴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年鉴》从创刊至今始终提供的信息资料。
  《年鉴》统计专栏收有全国图书、报刊、录音录像制品及全国出版系统的大量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均由国家出版管理部门提供,确保其权威性和准确性,从总体看,这些资料具有单年的系统性和长期的积累性。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年鉴》的统计资料一直存在较大的问题,表现在:
  1、全面性、宏观性数据太多,中观、微观数据太少。这样一来,这些数据对绝大多数新闻出版从业者都没用。只适合极少数高层领导作决策参考。因此这些数据存史价值更大于实用价值。
  2、数据局限在一年度的平面上,没有立体感,少有升与降的纵向变化,没有好与坏的横向比较,因此缺乏深度。
  3、表现形式单一。统计资料在这25年中绝大多数都是统计表和统计数据,一大版一大版的方格表,密密麻麻看得人发晕。
  针对以上的问题,我认为《年鉴》应该开发高层次的统计资料,具体做法如下:继续保持并加强与新闻出版署各司的合作,灵活选题,开发多种类型的统计形式。一方面,少选宏观数据,多关注微观、中观数据,加强实用性。在这一点上,《中国图书年鉴》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在其2004年卷的“统计资料”中收入了一些中观和微观的统计,如“文学类图书排行前100位的出版社、出版量及占同类书出版总量的百分比”这项统计;另一方面,在数据的基础上加强分析,可分析各门类图书的比例关系与变化的原因,分析各类市场的商机和问题。在表现形式上,多用几何图形以力求直观;在选题上可一年一个专题,集中力量对某一主题资料进行历史回顾,现状分析和前景预测。
  在这一栏目上,中国的年鉴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例如日本的《每日年鉴》中的统计资料专指性很强,每期收录图表240幅,其选题大到参众两院的选举票数,小到电话使用状况。如一幅“从数据看妇女白皮书”的图表,不仅统计出女大学生、女记者、女护士的准确人数,甚至对妇女当前的思想意识也做了分类调查与分析,这些资料是国内年鉴望尘莫及的。
  
  2.2.6.2 报刊简目
  “新报刊简目”简要地介绍上一年度新出版的报纸、期刊的基本情况。1980年卷至2001年卷都有,此后取消。
  
  2.2.6.3 出版名录
  这一栏目中包括新闻出版署名录、全国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名录、全国书刊印刷国家定点企业名录、出版印刷科研单位名录等等,很全面。虽然《年鉴》是反映上一年度出版界的情况,但是每卷最后定稿的栏目却是出版名录,因为它刊登的是最新、最及时的信息。这一点是《年鉴》25年来一直坚持的,是很值得称道的一点。
  
  2.2.6.4 报刊资料索引
  这种索引不是作为检索《年鉴》本身的内向型索引,而是用以检索《年鉴》以外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上一年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部分报刊登载的有关出版工作的文章。
  本栏目开辟于1985年卷,终止于2002年卷(2002年卷改名为“报刊文论编目”),内容涵盖出版工作的10多个方面,共收录索引15000条左右,供各方面读者查考,较好的为读者提供了服务。
  
  2.2.6.5 出版史料
  《年鉴》坚持每卷都登载出版史料,记录一些功勋卓著的出版人(如张元济)、著名出版机构(如三联书店)、重大出版物(如《新华字典》)、伟人(如毛泽东)的人生历程或发展轨迹,具有存史和教化作用。
  
  2.2.7 图书评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每年出版图书的总数快速增长,因为受篇幅所限,《年鉴》确定了以介绍优质图书为中心的方针。25年以来,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反映:
  2.2.7.1 新书简介
  介绍图书的最早的栏目,是1980年卷的“图书评介与概述”和“全国图书简目”,前者大多是整篇书评,后者是一些重点书的简介;自1981年卷起,二者更名为“图书评介”与“新书简目”。考虑到中国版本图书馆出版的《全国新书目》和《全国总书目》,较全面地反映了全国图书的出版资料,所以自1987年卷起取消了“新书简目”栏。值得注意的是“新书简目”栏目一直坚持办“专题目录”,收录了在那个时期相对规模较小的4类图书的简目,即“少年儿童读物简目”,“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简目”、“盲文书籍简目”、“外国文字图书简目”,方便读者查找,为扶持这些图书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后来的“新书简介”栏目,是从各出版社推荐的图书中精选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有较大的政治价值或学术价值的书,选择的标准是社会效益,该栏目1982年卷创立,2002年卷结束,从2003年卷起,被“每社一书”和“出版社自荐书目”栏目取代。
  25年来,《年鉴》以各种形式介绍的新书计98886种。其中27260种新书有内容简介,71626种仅列书名、作者、版别、定价。至今尚未发现一本受到出版管理部门查处的坏书。
  
  2.2.7.2 获奖图书
  随着出版改革不断深入,全国每年出版的新书数量不断攀升,《年鉴》编辑部选择要介绍的新书也越来越难。在这种情况下,《年鉴》除以条目刊登评奖活动外,还列出获奖书目,尤其是1997年卷特设的“获奖书介绍”专栏,重点介绍获全国图书评奖中的三大奖项以及省部委评选的特等奖和一等奖的图书。此后,《年鉴》一直坚持办这个栏目,有时也开列优秀畅销书书目。
  
  2.2.7.3 专题书目
  专题书目介绍中有近几年以至10年中出版的情况综述,对重点书作简介绍。辞书专辑还有1988年至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由于它资料全、信息量大,很受读者欢迎。
  
  2.2.7.4 书评
  《年鉴》对书评成果的反映主要有书评、书评文摘、报刊书评索引三个栏目。25年中,共刊出书评文摘2603篇;同时,报刊书评索引栏选编省级以上报刊的书评索引共23707条。
  
  2.2.7.5 其它形式
  如在“纪事”栏设重要纪念活动的专题,在专题中介绍一批相关好书; 在“图书出版综述”栏分门别类地评介一个时期出版的各类图书。
  
  2.2.8 广告(兼《年鉴》经济情况介绍)
  作为大型官书,《年鉴》有较高的权威性,其中的资料具有存史性和公报性;而且《年鉴》是连续出版,长期使用的工具书,广告效应的时限比其他媒体长,故其中的广告宣传效果较好。
  对于《年鉴》来说,广告(尤其是彩色广告)可以美化版面,强化刊物的视觉信息。但是,广告最重要的价值是增加收入。《年鉴》作为印刷精美的工具书,其编撰出版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经费专靠国家财政拔款终非长久之计。经过多年摸索,《年鉴》的广告栏目越做越好,现在不但编辑部自给自足了,而且每年还颇有盈余。
  《年鉴》从1980年卷到1986年卷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时,全国仅有6种年鉴出版,《年鉴》每期印数由商务印书馆依据新华书店所报订数决定,因此印数不稳定:1980年卷印精装本16700册,1981年卷精装、平装合计17500册,1982年卷15500册;1983年卷18500册,1984年卷19700册,1985年卷11000册,1986年卷7500册。这段时期,《年鉴》不管盈亏,收支均由商务印书馆承担(编辑所收广告费全部交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仅付编辑部稿费和少量编辑费用。广告方面,1980年卷与1981年卷广告不集中,经常在正文中夹带豆腐块状的小篇幅广告。其中,1980年卷广告有166条,1981年卷156条;此后几卷的情况分别是:1982年卷,广告134页,全单色;1983年卷139页,全单色;1984年卷141页,全单色;1985年卷81页全单色;1986年卷125页,全单色。
  《年鉴》自1987年卷开始,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接办后,由该所主办的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原国家出版局曾拔付7万元补助,每卷出版费用均由出版科研所从科研费中统筹支付,编辑部所收广告费统交财务处,书籍出版社付稿费。这一时期的广告情况如下:1987年卷广告85页,其中彩页8页;1990-1991年卷121页,其中彩页12页。
  1992年,《年鉴》交中国版协主办后,新闻出版署曾拔付10万元补助,以后逐年减少。此时,《年鉴》印数已降至4000册左右,以广告收入来弥补经费的不足,生存不易。1995年刘菊兰先生接任主编时,《年鉴》帐目上的盈余只有2.5万元。1994年卷,《年鉴》一改以往将广告内容集中起来,固定在全书末尾部分的做法,首次将广告分成几部分,散插于刊物中。刘菊兰先生主编时期《年鉴》广告情况如下表:
  卷次
  项目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总计
  平均
  彩色
  20
  20
  24
  34
  32
  52
  76
  268
  38.3
  黑白
  9
  5
  5
  4
  4
  4
  4
  35
  5
  从上表可以看出,《年鉴》的广告自2000年卷起步入发展快车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01年卷开始,《年鉴》开始与广告公司合作开发广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年鉴》社是差额补贴单位,经费不足部分要自己解决。为此,刘菊兰先生一方面以扩大发行量,增加广告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厉行节约,主要方法有:①新闻出版署核定编辑部为4人编制,为节约开支只用2名正式成员,外聘部分人员;②自己排版;③直接从纸厂购纸印刷。几年艰苦努力,终于使《年鉴》能按期、保质、保量地出版,而且帐目上盈余快速增加。
  2002年卷开始,潘国彦先生任主编,线装书局周兴俊先生任执行主编。此后,新闻出版总署每年给《年鉴》拔款9万元,其中5万为办刊补贴,4万为编辑费。现在,《年鉴》每卷印3000册,发行2000册,总成本60余万元。2002年卷开始,广告栏目进入大发展时期。其中,2002年卷彩色广告217页;2003年卷222页;2004年卷244页,平均每期彩页广告228页,是刘先生任主编时期平均数的约6倍!这一时期的广告招商,继承了刘先生主编时与广告公司建立的固定的关系,由广告公司拉广告。每年的广告收入都有200多万,分给广告公司45%;2004年卷广告的招商与制作都由广告公司负责;2005年卷开始,《年鉴》社将与之合作的广告公司的几个业务员借调过来,让他们负责拉广告,以增加沟通机会,加强监管力度。
  
  2.2.9 出版理论与实践
  《年鉴》于1994卷开辟“出版工作论点摘编”栏目,坚持到2001年卷时又增加“出版热点视角”专栏。这两个栏目都以摘要形式出现,均反映出版改革探讨中出现的新见解、新观点、新思路,以及出版界广泛关注的文章。这些文章都为《年鉴》增添了时代气息,扣住了出版改革的脉博。后来,2002年卷开辟的“新闻出版工作论坛”栏目,将文章、文摘、报刊文论编目合为一体,更增强了栏目功能;2003卷开辟“理论与实践”栏目,其中细目更多。
  
  
  
  
  2.3 《年鉴》特设栏目述评
  
  从总体上看,《年鉴》各卷的栏目和整体结构,是稳定与变化、求同与求新的辩证统一。在稳定的大前提之下,根据实际需要,也经常有一些特设的栏目。详情请见下表:
  
  类别
  栏目名
  某类图书的专辑
  1989年卷 辞书出版专辑(1979-1988)
  1992年卷 年鉴出版专辑
  新开辟的栏目
  1994年卷 出版工作论点摘编
  2001年卷 出版热点视角
  2003年卷 军队出版
  2003年卷 理论与实践
  纪念及总结性栏目
  1985年卷 新中国出版事业三十五年特辑
  1994年卷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专辑
  1996年卷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
  1997年卷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
  1999年卷 出版改革20年
  2000年卷 新中国出版50年专栏
  2001年卷 “九五”出版巡礼
  2.3.1 某类图书的专辑
  这一类专辑在《年鉴》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即辞书、年鉴出版的专辑,辞书与年鉴都是大部头、大信息量的工具书,都在改革开放之后,有迅猛的发展,因此,《年鉴》做这两个专辑既有资料性,又有反映出版业现状的实效性。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两个专辑信息量大,资料性强,既有史料价值又有参考价值,很受读者欢迎。
  以1989卷“辞书出版专辑”为例。这个专辑就像是一本小年鉴,有多个栏目,如专文、辞书出版综述、辞书简介、1979-1988年辞书出版简目,各个栏目都别有洞天。4篇专文中,有刘杲先生的《重视辞书质量 争取更大成就》一文,具有政策导向性;又有《新闻出版署关于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1988—2000年)的报告》,具有很强的前瞻性;17篇综述中,既有全局性、鸟瞰式的评析文章,又有分门别类的辞书出版综述,还有一些出版社的辞书出版情况的介绍,林林总总,多彩多姿;辞书简介介绍了402种辞书;1979—1988年辞书简目共刊载简目3020条。这种格局信息量大,资料齐全,既有利于读者查找,又有利于图书馆按图索骥的收藏;如此多的综述文章可作业内人士选题策划的依据;同时,全局性的综述,加上辞书出版规划的公布,可以让业外人士与国际友人很好的了解辞书出版情况。
  尽管这两个专辑很有价值,但编撰的艰辛非常人所能想象。方厚枢先生为编“年鉴出版专辑”花了3年多时间,以至于1992年卷到1993年12月才问世。1994年,方先生因劳累过度而患脑血栓,此类专辑也从此在《年鉴》中绝迹。
  
  2.3.2 新开辟的栏目
  为了让《年鉴》常编常新,也为了增强它的可鉴性,编者有时设计一些新栏目(如上表)。不过在我看来,表中4个新栏目,除“军队出版”之外,其余3个都是同一个类型。以1994年卷“出版工作论点摘编”为代表的这三个新栏目,其实都是反映出版改革中出现的新见解与新思路,只不过三个栏目的稿件加工程度不同,信息含量有差别。
  “军队出版”出现于2003年卷开始设专栏。在2003年卷以前,“概况”一栏,分为“全国出版概况”和“各省、自治区、自辖区出版概况”两部分,并不专门提及军队出版。由于军队系统的出版工作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管辖,这个新栏目填补了之前《年鉴》的一个空白。
  
  2.3.3 纪念及总结性栏目
  《年鉴》中的纪念性内容非常多,除了特设栏目之外,在“概况”和“纪事” 栏目之下的小专题也非常多。如1988年卷“出版概况”栏,纪念性小专题多达6个。对伟大人物的纪念可以突出其事迹,颂扬其精神,有存史和教化的作用;对重大事件的纪念,有资料价值,也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教化价值;对重大出版物出版的纪念,可以史海钩沉,也可以供后人借鉴。总的来看,纪念性栏目除存史和教化、实用之外,还可以突出《年鉴》的年度特色。
  《年鉴》中的纪念性栏目,总的特点是细目多、信息量大,表现手法多样,其中,以1994年卷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专辑”最为典型。该专辑表现手法多样。就是一卷《年鉴》的缩影,分为专论,纪事,图书出版综述,新书简介,书摘与史料5个小栏目,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整个专辑从行业本位出发,紧紧围绕毛泽东著作的出版与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展开,切入点准确恰当,各栏目选题巧妙,信息量也大。
  总结性的栏目,一般是在某一事业的小庆或大庆之年特设的,主要目的在于回顾历程、展示成绩,所用的栏目一般有统计资料、综述、概况等。这类栏目以1985年卷的“新中国出版事业三十五年特辑”最为典型。
  
  
  2.4 《年鉴》内容的缺失
  
  2.4.1 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资料。
  台港澳三地因为历史的原因,与祖国大陆的关系一直比较复杂;但是,无论如何,这三地与大陆血源同根,文化同源,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年鉴》在反映大陆出版界情况的同时,反映台港澳出版情况也是应有之义,这是弘扬华夏文化的需要,也是统战事业的需要。
  从已经出版的24卷来看,《年鉴》对台湾澳出版业的反映很不充分。
  《年鉴》最初的几卷很注意反映台湾的出版情况。1980年卷在“概况”栏中有《台湾图书出版业的一些情况》;1981年卷有《台湾省图书出版业概况》;1983年卷“纪事”栏有“台湾出版界动态”小栏目;1984年卷有《1983年的台湾出版界》。但是,此后,从1985年卷至1997年卷,再没有反映台湾问题的内容。1996年,台独势力总代表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引起大陆政府的强烈反应,台海形势极度紧张。这种情况下,《年鉴》有责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登载台湾出版业情况或涉台图书书目,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但是,《年鉴》1997年卷没有涉及台湾的内容。1986年至1998年12年中,中国一直在为解决台湾问题而努力,《年鉴》却没有丝毫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失误。
  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台湾问题也更加受到国家领导人与普通百姓的重视,所以自1998年卷起,《年鉴》对港澳台出版业的反映明显加强。1997年香港回归,《年鉴》1998年卷以多个栏目、多种方式介绍了香港出版业;2000年卷对澳门出版业的介绍与1998年卷类似,此后,2001年卷在出版史料中有《澳门印刷出版史略》和《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又刊登香港部分出版机构名单;在2003年卷“各地出版”栏中有《香港·澳门·台湾出版业简介》。但是,2004卷中没有连续反映。总的看来,《年鉴》对台港澳出版业的反映还是篇幅小,资料单簿,而且未能构成点、线、面浑然一体的体系,有东鳞西爪的感觉;更不应该的是,2004年卷的“新闻出版资料统计”栏,从第823页开始的连续4个表格的末尾都列了“台湾”,数据项却都是空白。数据项是空白可以解释为资料无法获得,可是,单单列了台湾,却不列香港和澳门又怎么解释呢?这是不是政治性错误?会不会授人以柄?我希望自己是杞人忧天。
  
  2.4.2 国外出版情况的介绍
  专业年鉴从其反映的区域范围的大小来看,都存在级差现象,反映国家范围的叫国家级专业年鉴(我国称中央级),反映世界范围的称为国际级专业年鉴。从《年鉴》现状来看,它长期以来只反映国家范围内的情况,所以是国家级专业年鉴。
  《年鉴》的最初几卷,有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1981年卷专设“国外出版资料”一栏,介绍了多个国家的出版情况。1984年卷“纪事”栏的“国际出版交流”中,有《莫斯科国际书展见闻》等文章;1985年卷也有日本、英国、北美出版情况的介绍;1989年卷有《美国出版业考察观感》一文;1994年卷“书摘与史料”栏目刊登了3篇介绍西方出版业的文章;1995年卷《21世纪西方新闻出版传媒的走向》,1996年卷《西方出版业趋势》,1999年卷《地球上最大的书店——亚马逊网上书店》。之后,再没有相关材料。总体看来,25年来,《年鉴》对国外出版业的介绍是不够的,篇目少,资料单薄;也可由此看出,编辑部对此没有长远、总体的规划,思路缺乏系统性。
  在《年鉴》诞生之前,我国已定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这25年来,中国出版业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而且已成为WTO成员国,中国出版融入世界的潮流不可逆转。作为中国出版业的窗口,《年鉴》必须有计划的,全面系统的介绍国外出版业情况,让读者了解世界,从而提升刊物的实用性。
  
  2.4.3 装帧设计获奖作品
  中国有句俗话叫“货卖一张皮”,出版日益加强的市场竞争也使业内人士越来越重视书刊的装帧设计。25年来,书刊装帧设计的思路、风格与技术手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年业内评出的书刊装帧设计的奖项中,集中了这方面的优秀作品。如果《年鉴》将这些获奖作品用彩页登载出来,既可以美化版面,又可以给从业人员提供学习和观摩的材料,一举两得。
  《年鉴》对装帧设计优秀作品的刊登。最初的几卷很重视,从1980年卷到1987年卷均有登载,此后,只在1990-1991年卷、1996年卷有。
  
  2.4.4 民营书业
  民营书业几手是与《年鉴》一起产生、发展并逐步壮大的。今天,民营书业已广泛介入到中国出版业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集中了一批优秀人才,产生了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它的主体是好的,而且规模还在逐渐壮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总之,民营书业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一个重要的方面军,《年鉴》应该有相关的内容来反映,但是,到现在为止,《年鉴》对民营书业的反映还是一片空白。
  
  2.4.5 电子音像制品
  电子与音像制品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它们虽然脱离了传统纸质载体,使用了光介质与磁介质,但它们仍然属于图书的范畴,对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也都是出版业的一部分。随着科技进步与电脑的普及、音像制品与电子书、电子杂志在出版业中的比例会越来越高,传统纸型图书的市场份额会日益缩小,这是大势所趋。业内人士应该做好准备,应对这种局面。《年鉴》当然也应该重视电子和音像制品的评介。《年鉴》每卷在“纪事”,栏目都有相关内容,“概况”栏目偶尔也有少量文章,但总体来说不重视。《年鉴》一般每卷都有“新书推荐”栏目,也有“新报刊简目”,但似乎囿于传统思维,介绍纸质书、报、刊,却忽视了现代化的电子图书与音像制品,我认为,《年鉴》每卷也应该有一定篇幅的电子和音像制品的评介。
  
  注释
  ①②③④,肖东发,邵荣霞,《实用年鉴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⑤肖东发,《年鉴学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
  ⑥方厚枢,刘菊兰,《精心编校创特色——<中国出版年鉴>编辑手记》,《中国出版》1998年第5期。
  ⑦肖东发,《年鉴学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
  ⑧根据方厚枢提供的统计数,2005年7月。
  ⑨刘菊兰发给作者的传真,20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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