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一段回忆-出版学术网

　　《毛泽东诗词》，在世界流传之广。恐怕要超过《毛选》本身，因为作为文学名著，它的欣赏价值高，群众性强，远如南美洲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腊都有毛诗的译本。这些译文绝大部分是根据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转译的。这个译本的完成，我从始至终都参加了。这项工作的过程，现在回忆起来，也似乎值得一记。

　　《毛泽东诗词》，以《长沙》为首的18首，是在1957年臧克家主编的《诗刊》上发表的。我那时是我们的对外英文刊物《中国文学》的负责人，自然应该尽快在刊物上发表这些诗词的英译。当时我们曾与“毛选翻译委员会”联系过，希望他们能给我们提供译文。他们认为这是文学作品，不在他们工作计划之内，未能提供。我们只有自己设法来完成翻译的任务——在这方面外文出版社英文组的负责人于宝榘曾协同作出过很大的努力，因为外文出版社也要出毛诗英译的单行本。这18首诗词的英译文终于在1958年完成，在该年《中国文学》第3期上发表，同年9月外文出版社也出了英译单行本。并加了1958年《诗刊》上发表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首，共19首。有关诗词的注释，我们则大量参考了臧克家、周振甫的《毛主席诗词讲解》中的解释。这个英译单行本1959年3月又重版了一次。

　　1958年10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送瘟神》二首，《中国文学》即将这二首译成英文，连同《答李淑一》一首在刊物1960年的元月号上发表。这些译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60年《文艺报》第22期，以首篇的地位发表了一篇“酒泉”写的评论毛诗英译文的文章。文章从人民大会堂河北厅里所悬挂的《北戴河》一词谈起，指出该词中“秦皇岛外打鱼船”句的标点原是句点(。)，该句的意思到此完结。但英译本中这个标点却成了逗点(，)，与下面的“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联成一气。文章说这是误译。(后来经研究，这个意见可以商榷，因为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句点只代表节奏和音韵的一顿，并不说明意思的终结。)文章建议重新修订译文，甚至重译。

　　不久我了解到，作者“酒泉”就是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的笔名。知道象他这样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如此关心这项工作，我自然非常高兴，因为我对毛诗的解释一直感到没有把握，很不安，现在有他来关注，许多难点会比较容易解决。我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正式请他主管毛诗的翻译定稿工作(主要是诗文的阐释)。经与他商量，他慨然同意，成立了毛诗英译稿小组，由他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和我为组员(兼作小组一切事务性的组织和联系工作)，任务是修订或重译全部毛诗，最后出单行本。袁作为组长，自然对原作的翻译具有最后的发言权，但乔冠华对原作的解释也起很重要的作用。钱钟书和我主要是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1962年《人民文学》5月号上又发表了毛泽东的《蒋桂战争》第6首词。这几首词的英译定稿就是由这个组完成的。

　　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毛泽东诗词》的单行本，共37首，其中包括未发表过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10首。为了全面修订旧译、并翻译这新的10首，小组又增加了赵朴初，并请英文专家苏尔·艾德勒协助译文的润色工作。这10首新诗词于1965年夏天初步完成翻译工作。袁通过中宣部将新译文及过去的旧译一并发往国内几个主要省市宣传部转各有关大学的英语教授征求意见。小组根据回来的意见，对这10首新诗词最后作出英译定稿，于1966年在《中国文学》5月号上发表。本来小组也要即将着手修订旧译，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到来了，袁水拍得接受审查，钱钟书靠边，至于乔冠华，我也无法与之联系，接着我自己也被专政。整个工作停顿下来了。

　　1974年秋天，袁水拍和我都可以开始自由行动。我们见了面，所谈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最后完成毛诗全部译文的定稿工作。他看了一下我在靠边站前夕整理出来的译文，说剩下的问题不多，可以去会同钱钟书和艾德勒作出初步的译文定稿。这项工作不久也完成了。于是袁建议我和他一起去上海、南京、长沙、广州等地，向那里一些大学外语系的师生及有关人士(如毛泽东的老友周世钊老人)征求意见。我们于1975年初出发，头一站是上海，到广州结束，在许多大学里开了一系列的译文讨论会。回京后，小组根据各地提的意见，对译文作了最后加工。乔冠华因外事太忙，推荐外交部的周珏良代他参加讨论。经过多次的反复推敲，译文终于得以定稿，由袁负责送有关的上级审核，在1976年“五一”节那天，《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终于由北京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这个英译本事实上成了外文出版社接着出版的法、德、日、意、西和世界语等几种译本的蓝本，也就是说这几种语文的翻译小组就是参考英译对原作的解释进行工作的。

　　原作虽然是艺术品，但字里行间政治含意也很深。这也是我们译者不时感到困惑的地方。特别是作者不愿意对自已的作品作出任何解释，理由是：文学作品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不需要别人去为他们划框框。我们这几个翻译和译文定稿人当然也是读者，既要正确理解原作字句本身的意义，又要正确阐释其中的政治内涵。我个人自然认为袁水拍和乔冠华的政治素养高，见识广，所以当我感到我对原作的体会与他们解释不一致时，在处理译文时我总是以他们的看法为准——这也算是小组的一种组织原则吧。但他们的理解——特别是袁水拍——有时也不免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如《游泳》一词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句，原出于《论语》，对此我们自然得加注释。我根据旧译的注释用英文起草了一个关于孔子及此句原意的简单脚注。袁在当时“批孔”的气氛下，作了这样的修改和引伸：

　　这样一解释，“逝者如斯夫!”的调子就很低沉了。这显然与原诗的意境不尽符合。我心里很不踏实，在长沙访问周世钊老人时，我特别就此句向他求教。他说：原文“逝者如斯夫”后面还有“不舍昼夜”句，这是“川流不息”的意思，并非“批孔”，也毫无消极的含意，而是号召人们要不断努力，积极建设社会，因为接着的下一阕是“……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个理解很重要，使我意识到注释里面也有很大的政治，与原作的内容具有极为紧密的有机联系。我想这情况对任何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注释都是如此。

　　于是，注释就在我们译文的定稿工作中也成为了一个极为复杂、细致和敏感的问题。我们深知，这个译本出去后，由于是在北京出版，一定会被国外人士当作是“官方定本”。注释自然也代表了这个“定本”的“官方”意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初次访华时，在人民大会堂祝酒辞中引用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句的译文，就是引自我们的这个译本的，虽然美国当时已经出版了自己的毛诗译本)。有鉴于此，乔冠华最后建议，除原作者自己的注释外，我们所作的注解一律撤销。所以我们最后出版的毛诗译本，没有译者的注释。也许这是美中不足，但当时我们的考虑是慎重的。

　　对于毛诗的理解，我们除了广泛请教有关专家和英语界的人士外，小组的成员本身对每一个句子、每个一词也都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斟酌，包括协助我们润色英语的专家苏尔·艾德勒。他不谙中文，正因为如此，他作为第一个英语读者，对译文在英语中所产生的“诗”，的效果特别敏感。他从英语“诗”的角度所提的意见，也成为了我们讨论的中心。我们的要求是：译文既要“信”(包括意义、意境和政治的“信”)，又要“雅”——也就是具有相当高水平的“诗”，而且是现代的“诗”，不是古色古香的“诗”(因为原诗所表达的是生气勃勃的现代生活和思想)，虽然原作所采用的形式是中国的古典诗词。所幸我们小组中有赵朴初那样著名的诗人和钱钟书那样有修养的诗评家，这样，我们最后译文的“风格”，还基本上能达到一致认可的程度。

　　国外有些汉学家，可能由于对我们的译文持有“官方定本”的主见，往往忽略了我们在“信”和“雅”方面所作的努力，而喜欢表现自己，显示出他们对原作具有“独立见解”，而推出自己的译文，不理睬我们的解释。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讲，这种“百花齐放”的作法自然值得提倡和鼓励。但具有数千年历史和传统的汉文却是陷阱重重，稍一疏忽就会“失误”。英、美有四种毛诗的译本，其中有一本还是美国一个对研究中国文学颇具声望的大学出版的。如在《沁园春·雪》这首词中，它对“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理解是“唐宗宋祖，文化修养不是太高，未能充分欣赏《国风》和《离骚》”；对“数风流人物”句中的“风流”，则理解为“风流倜傥”，具有花花公子的含意。同样，《西江月·井冈山》中“黄洋界上炮声隆”句，被解释成“在黄色海洋的边上响起了隆隆炮声”；这给人的印象是一支海军正在登陆。

　　这种现象说明另一个问题，即翻译困难，从中文翻译则更难，特别是具有深厚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中文——不具这种传统和特色的中文，恐怕也很难说是“文学语言”的中文，因而也不值得花那么大的气力去翻译。我们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人民的财富，确也应该“面向世界”。但把中文的“文学语言”转化成外文的“文学语言”，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可惜至今还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与这篇回忆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