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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鉴》的特色
(2006-5-25 16:05:40)
出版与近代文明

  王建辉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4
  《出版与近代文明》是作者的近代出版史论专著。本书既有学术大视野下的宏观研究,也有近代出版史的微观研究。
  河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联系电话:0378-2825001

    
  《年鉴》的编辑团队前后共有4个,25年中并没有一以贯之的编辑思路,也就没有前后统一的刊物特色。因此,在研究《年鉴》的特色时,我分了4个时期来研究,即初创时期,方厚枢主编时期,刘菊兰主编时期,潘国彦主编时期,以下试分述之:
  
  3.1 初创时期(1980-1982)
  《年鉴》的创刊号由陈原策划,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任倪子明主编,方厚枢协助编辑。1981年倪子明调任三联书店总编辑后,由方先生实际负责《年鉴》全面工作(直至1983年卷才正式挂名为《年鉴》编辑部主任,至1987年卷改称“主编”)。
  1980年,中国出版业劫后重生,百废待兴,在年鉴出版方面的基础也非常薄弱,包括《年鉴》在内全国只有6种年鉴出版。《年鉴》就是在既无先例可循又少同伴随行的情况下,蹒跚起步。1980年卷、1981年卷、1982年卷都是试编阶段的产物。首先,树高千尺忘不了根,我们应该对这几卷筚路蓝缕的首创之功给予充分的重视;其次,它们大致反映了当时中国出版业的概貌,为中国出版保留了一批珍贵的资料;再次,这几卷的编辑使编者得到了锻炼,认清了《年鉴》正确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发掘了一批作者。
  但是,“初成之物,其形必丑”,《年鉴》初创时期的缺陷是很明显的,基本上属于杂志型的“资料汇编”。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除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百科年鉴》以外新创刊的年鉴的通病。
  第一,栏目残缺不全。
  初创阶段,一切都在摸索中,编辑并不十分清楚《年鉴》该有哪些固定的栏目,反映哪些主要内容,所以栏目变化大,残缺不全。仅以1982年卷为例,没有“法规”栏目;在反映人物的内容上,只有“出版界逝世人物志”,对健在的人物没有栏目来反映,再如1980年卷,无专文,无内索引。
  第二,内容归类混乱。
  仍以1982年卷为例,“概况”部分,把概况、图书出版综述、出版统计归在一起,混乱而不合理;还有“特辑”部分,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庆典的内容与几个评奖放在一起;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鲁迅诞辰100周年资料,没有与中华书局庆典归在一起,反而放在“纪事”中,与全国少数民族创作评奖放在一起,与“出版界逝世人物志”并列。
  第三,一次文献过多,编辑加工度小。
  这在1980年卷表现得尤为明显,仅书评就全文刊登了102篇,完全把《年鉴》搞成了资料汇编。1981年卷也没有克服这一问题。
  当然,还有诸如部分栏目内容单薄、无用信息多、索引查全率差等问题,此处不一一列举。对于尚在襁褓中的《年鉴》,笔者以上的指摘似乎过于苛酷了。
  
  3.2 方厚枢主编时期(1982-1994)与刘菊兰主编时期(1995-2001)
  从刊物的风格来看,1983年卷至2001年卷是《年鉴》历史上风格与结构都保持稳定的最长的一个时期。在两位主编职责交接的过程中,方、刘两位先生有过愉快的合作。方先生主持《年鉴》期间还处在依靠印刷厂铅字排版时代,《年鉴》发印刷厂后排版、改版费时,加之编辑部人手短缺,《年鉴》拖期现象时有发生。1993年刘先生调到《年鉴》编辑部时,《年鉴》还只出到1989年卷。两位先生和编辑部其他同志团结奋斗,在1993、1994年编出《年鉴》1990-1991年卷、1992年卷、1993年卷彻底解决了拖期问题,1995年卷起做到当年发稿当年出版,使《年鉴》走上了正常运行的轨道。此后,《年鉴》的出版周期逐年缩短,质量不断提高,影响进一步扩大,发行量稳步上升,经营情况也有所好转。
  归纳起来,方、刘二先生任主编时期有以下的共同点:
  一、精品意识强,刊物质量高。
  《年鉴》自创刊起,编者们就始终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好编辑工作。特别是1994年新闻出版署提出“阶段性转移”战略、出版精品图书的要求后,方、刘等编者在1995年卷、1996年卷编审工作中确立了“提高质量、创办精品年鉴”的目标,并在各项工作中采取以下措施:
  (一)抓好组稿工作
  《年鉴》的稿件,除组织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各业务司局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区出版管理部门专人撰写“概况”文章外,“新书介绍”稿均由各出版社提供,每卷的撰稿者都在500人以上。为确保稿件的质量,从1992年起组建了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为主体的《年鉴》编辑组;1995年又聘请各中央级出版单位的编辑部或总编室人员为特约编辑,从组织上形成了全国的组稿网络。除在组稿时明确提出质量要求外,还根据来稿中存在的普遍问题,通过书信、会议等形式提交供稿单位改进或将较好的稿件作为范文印发参考。
  (二)做细编审工作
  《年鉴》实行编委会负责制,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并将其贯彻在编审工作中。为此每年召开两次编委会主要成员会议,商定每年度栏目的设置、调整,确定重要稿件。这一时期,编审工作力求做到:
  1、注重年度特色、常编常新
  《年鉴》作为按年度出版的出版物,其大多数栏目都相对固定,以方便读者查找资料。在固定的栏目中,除每年的内容反映新事物、新成果、新经验、新信息外,还适时对栏目进行调整和改进。
  注重纪念活动,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色。特设“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专辑”、“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等栏目,体现了时代气息;此外,纪念性的小专题非常多,几乎每卷都有,如1987卷,“纪事”栏目中,设的纪念性专题就多达6个。这种纪念性的内容能反映年度特色,又有资料价值,还可以弘扬主旋律,起到教化作用。
  2、资料加工度高,刊物信息量大。
  首先,编辑部将每年收集到的出版界中数以千计、内容庞杂的资料进行分类、梳理,去粗取精,精选出重大的、有新意、有特色、有价值的信息,如“纪事”专栏,选稿时掌握“大事不漏,小事不凑,重要的必录,无价值的不收”的原则,做到择优录选。
  其次,对选定的信息进行提炼、精编,严把政治关,及时解决疑难问题,纠正错误,核实稿件中的引文、数字,挤压水分,删除“穿靴戴帽”的内容,使条目文字简练。
  信息量的大小,是衡量年鉴质量的重要指标。这一时期的《年鉴》“新书简介”、“出版工作报刊资料索引”这几个常设栏目上,编者在收集、选择、加工、编排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方先生主编时期搞的“年鉴出版专辑”和“辞书出版专辑”,信息量更是浩大,直可使他焚膏继冕,兀兀穷年。
  3、求真求实,讲究规范。
  真实性是出版事业的根本要求,也是年鉴编辑工作的精髓。《年鉴》在组稿和编辑过程中特别强调实事求是,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作真实的反映,剔除稿件中的虚假部分和不实之辞,确保资料的准确性与权威性。为体现《年鉴》的鉴戒作用,不仅介绍出版成就,表彰好人好事,也客观反映存在的问题、弊端和应接受的教训。
  《年鉴》作为新闻出版署主管的一本刊物,在编辑出版工作中更要自觉遵守出版法规及各项规范,如出版管理条例、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标准,以及标点符号用法、数字的用法等。
  (三)强调校对工作
  一切出版物都要重视校对工作,其中尤以《年鉴》为甚,因为它是唯一全面反映我国出版情况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其读者多数是出版业的行家里手。因此,《年鉴》编辑部严格遵守“三校一核”制度,对重要文章和条目还另加一遍通读;此外还制定了核查胶片的规定,把好印刷前的最后一关。他们不仅聘请水平较高的专职校对人员,还聘请几位离退休的老编审为特约编审,除编辑一些专栏外,还协助通读部分校样,以确保《年鉴》的校对质量。如原人民出版社的老编审庄浦明、商务印书馆老编审汪守本,就曾在《年鉴》编辑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四)重视印装质量
  精品年鉴要讲究整体质量,其中包含版面设计、印装质量。为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编辑部1994年起添置了电脑设备,实行自行排版、校改,不仅主动掌握了出版流程,节省了成本,而且重视版面设计,做到不出现转页、不留空白页,使版面美观大方。为了缩短刊期
  ,当时已不年轻的刘菊兰先生还于1994年特地到北大方正学电脑,
  掌握了电脑排版技术。
  二、作风严谨,无私奉献
  《年鉴》的性质和功能,要求编审人员在工作中养成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风,对读者高度负责。《年鉴》中的数据很多,准确性一定要高,才能供读者使用。但是,组稿中编辑部经常发现,有的数据前后矛盾,有的总数与分数之和不相吻合。针对这些情况,编辑部见数字就抠,发现疑点就打电话核实。有时要打好几个电话才能核准一个数据。“出版名录”栏目每年都有,可是相关单位的地址、电话等资料却每年都有变化。为了提供给读者最新的、最准确的资料,刘先生往往挨个打电话核实,其中的辛劳可想而知。
  1993年、1994年,为解决《年鉴》拖期的问题,方、刘两位先生与外聘的几位编审共同拼搏,两年完成了3卷《年鉴》的编撰,方先生因过于劳累,于1994年、1995年两度突发脑血栓,于1995年辞去主编职务。
  两位先生先后主政的20年中,《年鉴》经费始终不宽裕,编辑部人员工资水平不高,津贴很少,奖金基本没有,但工作量大,事务烦杂。这种情况下,大家仍然兢兢业业工作,共同为编好《年鉴》而努力。这一时期的《年鉴》每卷用全书近1/2的篇幅介绍各出版社的优质图书,以及出版单位的名录,免费为出版社提供一块宣传阵地,无偿为出版单位和读者服务。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艰辛的劳动理所当然换来了读者的承认。《年鉴》不但受到出版单位的欢迎,在各大图书馆也是读者使用频率较高的工具书之一,而且在国外也受到好评。日本、美国、英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出版报刊曾多次介绍,给予较好的评价,并多次使用其资料。《年鉴》1995年卷在1996年中国年鉴研究会首次中央级年鉴评奖中获特等奖(名列榜首),以及框架设计、条目编写两项优秀奖;1996年卷在1997年新闻出版署首届署直期刊评比中获综合优秀奖;2000年卷在2001年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举办的第二届中央级年鉴评奖活动中荣获特等奖,并名列榜首。
  
  作为继任者,刘菊兰先生在方先生的基础上有以下几点突破:
  1、加强了“特稿”和“专论”栏目。
  方先生主编时期,以上栏目时有时无,有时份量稍轻;刘先生主编时期,坚持每卷都有“特稿”与“专论”,增强了《年鉴》的导向性。
  2、对栏目进行了优化调整。
  首先,使栏目编排进一步有序化,改变以往栏目每年一个方位的现象,方便读者的查考使用;其次,依据形势变化调整栏目。例如,为记载因出版业繁荣而大量出现的优质书,1997年卷将原“新书简介”栏分解为“获奖书介绍”和“新书推荐”两个专栏,突出精品书和高品位图书的地位;1998年卷又增设了“畅销书书目”专栏,使精品书、优质书、双效书三位一体,形成系列。再次,根据每年出版工作的重点和特点而增设新栏目。如1994年卷开辟“出版工作论点摘编”,2001年卷设“出版热点视角”专栏,均反映出版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思路、新观点、新方法。此外还开辟“邓小平图书出版专题”、“新中国出版50年”等栏目。
  3、改进了广告招商方法,增加了收入。
  前文广告部分已详细论述,此处不重复。
  
  不过,刘先生主编时期,“图书出版综述”栏目,无论是文章数量还是质量,都与方先生主编时期有明显下降。
  
  
  3.3 潘国彦主编时期(2002-2004)
  刘菊兰先生卸任之后,《年鉴》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潘国彦先生任主编,线装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周兴俊任执行主编,这一时期,《年鉴》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变化,可以称作求新求变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变化有:
  一、政治导向性更强,宏观与高层的信息更多。
  (一)设立“总类”栏目,加强政治导向性。
  “总类”栏目设在卷首,是全国新闻出版工作的“总论”、“总览”,包括“特载”、“专论”、“纪事”、“评奖”五部分。“特载”的文稿,主要是国家及新闻出版总署党政领导的重要讲话及学习、宣传、贯彻党和国家重大文献与会议精神的文章;专论则是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和业内权威人士关于改革创新等方面的重要论述,视角所及,一般是业内某一领域、某一专门问题。
  “总类”栏目中“特载”与“专论”,都十分强调政治导向性,宣扬党和国家在新闻出版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年鉴》在2002卷之前,一般每卷“特稿”不超过2篇,“专论”不超过3篇;但是到了这一时期,份量大大加重了:2002年卷,“特载”9篇,“专论”9篇;2003年卷,分别是10篇、9篇;2004年卷,分别5篇、14篇,总体篇幅约为原先的400%。
  (二)宏观与高层信息更多
  这一时期,原有的“图书出版综述”的功能自2002年卷后逐年减弱,也未设“概况”栏目,取而代之的,是新闻出版总署各有关司、局、办的主要负责人撰写的年度工作简介和述评,以及各协会、学会、出版集团的署名文章,全面论述,报告年度工作。以2004年卷为例,在“总类”栏的“综述”中,共有文章22篇,全部是年度工作报告,其内容宏观、全面、门类清晰。
  (三)加强了“统计资料”栏目。
  潘、周两位先生显然很看重统计数据的资料价值,所以每卷安排的统计资料都明显多于以往,这从以下数据看得很清楚:1998年卷有统计资料14项,1999年卷20项,2000年卷16项,2001年卷20项,这4卷每卷平均17.5项;此后,2002年卷37项,2003年卷34项,2004年卷28项,3卷平均每卷33项,为前4卷的188%。这些统计数据都是宏观的、全局性的。
  二、更大限度的发挥了外部资源的作用。
  《年鉴》社始终无法改变的状况是机构小、人员少、力量薄弱,所以在内部挖潜的同时,广泛的外引内联,最大限度利用外部资源,对刊物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潘、周两位先生做出了如下的尝试:
  (一)充分发挥地方编辑组的作用,加大“地方出版”栏目的篇幅。
  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年鉴》地方编辑小组,自1992年卷开始,一直在《年鉴》编撰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与编辑部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但是,各小组人员配备参差不齐,努力程度又各不相同,不可避免的给编撰部带来麻烦。为了调动地方编辑组的积极性,《年鉴》社自2003年卷开始,要求各编辑组在各自提供内容上署上主编姓名,并从2003年开始,每年对表现优秀的主编进行奖励;同时,《年鉴》中“地方出版”栏目的篇幅大幅度增加,由每卷不超过过50页增至140页左右,栏目更丰富,内容更翔实。这样,《年鉴》对相对微观的地方出版反映得就更具体了,资料的实用性也更强。
  (二)加强与广告公司合作,拓宽了财源。
  《年鉴》的广告经营前文已有详述,此处不重复。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广告虽多,但编者将广告分为“图书出版”、“报纸出版”、“期刊出版”、“书刊发行”等几类,同类编在一起,分别插入到《年鉴》中去,与正文统一编制页码;图文重在展示和介绍,增加了《年鉴》的资料性;同时,如此多的彩页广告也使刊物显得很华美。
  (三)与出版类报纸、期刊合作,拓宽了稿源。
  这一时期,《年鉴》社加强了与专业报、刊的合作,大量引用《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国出版》、《中国版权》、《出版参考》、《编辑之友》的文章,大大缓解了编辑的工作压力,也扩大了选稿的范围。
  三、刊物结构与内容重点发生较大变化。
  潘、周两位先生迄今只编了3卷《年鉴》,所以我们无法在比较长期的时间范围内,比较多的卷次中观察和概括刊物的结构特点;加之这3卷的结构也不甚稳定,令笔者更难把握。总体来看,2002年卷、2003年卷相对以往结构上最大的变化,在于按部类增设了“图书 音像 电子”、“报纸 期刊”、“印刷发行 市场监管”3个栏目,在这三个栏目下分别设置“综述”、“纪事”、“评奖”等大栏目。
  在全书的内容重点方面,2003年卷与2004年卷与以前大不相同,方、刘2位先生将将重点放在图书产品上,潘、周两位的重点却不同。为说明这种变化趋势,我将1994年卷与2004年卷做了列表分析:
  卷次
  总页数
  图书评介
  出版人
  理论与实践
  地方出版
  广告
  专论
  1994年
  760
  267
  19
  170
  45
  47
  4
  2004年
  838
  121
  49
  161
  149
  244
  25
  (注:除卷次外,表中数字都代表页数;“图书评介”项,在2004卷是“出版物”栏目;“理论与实践项”在1994卷是“出版工作论点摘编”栏目。)
  这一时期各卷的重点何在,上图可以一目了然。比以往增加的主要是广告、专论和地方出版。
  潘、周两位也十分重视《年鉴》的编校质量,每卷都不少于6个校次,还特聘河北省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圣洁负责文字把关。
  
  这一时期的《年鉴》,在探索新思路,新方法的同时,也有很明显的失误。
  
  一、官方色彩太重,实用性差。
  如上文所说,这一时期的《年鉴》社更大限度发挥了外部资源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恐怕是进一步密切了与新闻出版总署的联系。此举的负面作用,就是使刊物的官方色彩过于浓重,拉开了与普通读者的距离,也削弱了刊物的实用性。
  首先,装帧过于豪华,定价过高。
  《年鉴》自2002年起改用国际开本(大16开),用纸规格明显提升,每卷彩页都在220页以上。如此厚、重、大、华,对于资料性工具书来说实无太大意义,只增加了《年鉴》的“官气”;豪华印装的高成本导致高定价,使广大普通读者望价兴叹,这必然影响刊物的发行量,减小刊物的传播范围。那么,《年鉴》的社会效益就不可避免的被削弱了。
  其次,党政领导的讲话与文章过多。如上文所述,“总类”栏目中党政领导的讲话与文章比原来大大增加了。编者此举是为了增强刊物的政治导向性。但是,作为工具书来讲,每卷“特稿”一两篇,“专文”3篇左右足够了,多了重复;而且摆足了官架子,反而令读者生厌。
  再次,将机构的年度工作总结作为“综述”主体,不实用。
  这一时期的“综述”文章,绝大部分是署各司、局、办和各学会、协会的年度工作总结。《年鉴》2003年卷、2004年卷的“综述”改成了以新闻出版总署各司、局以及各协会的年度工作总结为主了,而且光2004年卷就有21篇,用了45页,14万字的篇幅。其中仅政策法规和报刊出版管理两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就各用了3万字以上面面俱到的工作总结,显然篇幅过大了,内容也不适合一般读者。这些文章都具有全局性、宏观性的特点,于普通出版从业人员的价值很小。以前的“综述”文章多为谙熟出版且在某领域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所写。将各类书的创作、出版、阅读潮流分析得清清楚楚,使从业者读后在选题、编校、发行等领域有所改进,有所提高。现在,这些年度工作报告让研究者与业内普通从业人员读来味道大不一样了,通篇就只有一个“官”字最显眼。
  再者,“统计资料栏”尽管篇幅大量增强,但数据过于宏观,实用性不强,
  二、一次文献过多,总信息量大幅度减少。
  要知道《年鉴》总信息量的变化,请看下表:
  
卷次
书评文摘(篇)
书评索引(条)
广告彩页(页)
论点摘编(篇)
统计(项)
简介图书(本)
书目(本)
1998
53
1018
34
52
14
2078
723
1999
71
684
32
52
20
1979
502
2000
69
733
52
74
16
1916
574
2001
93
703
76
38
20
1765
385
2002
66
978
217
70
37
1888
0
2003
56
0
222
54
34
586
0
2004
45
0
244
45
28
612
3054
  
  另外,《年鉴》自1985年卷起开辟的“出版工作报刊资料索引”栏,到1997年卷共收索引10342条,平均每卷862条,对读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这一栏目2002年卷开始再未出现。
  《年鉴》中对读者参考价值最大,信息量最大、编辑含量最高的栏目是“书评文摘”、“报刊书评索引”、“图书评介”、“出版工作报刊资料索引”等栏目。从上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索引都被取消了,“书评文摘”与“图书评介”的数量显著下降了;虽然在2004年卷中,“2003年出版社自荐书目”一栏登载了3054条书目,但只是各出版社自荐书的简单罗列,每本书只有书名、出版者和作者3条信息,也没有按《中国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检索很不方便,可见编辑含量很低。另外,从2002年卷起,《年鉴》取消了“新报刊简目”栏。
  经作者在《年鉴》编辑部的采访得知,不搞期刊的名录是因为现在期刊太多,搞的话篇幅太长;笔者问为什么不以“中国期刊方阵”代替时,答曰“《中国期刊年鉴》都有”;另外作者还得知,现在的编辑部不搞索引,减少图书简介数目,是因为“如果搞书评、图书简介、书评索引,篇幅太大,容易与《中国图书年鉴》重复”。以上的两句话让我大惑不解:中国出版包括图书、期刊、印刷等等多个领域,图书方面有《中国图书年鉴》,期刊有《中国期刊年鉴》,印刷有《中国印刷年鉴》,如果都怕重复,那么《年鉴》就不用办了!以上几本年鉴每一本都价值不菲,全部购买太过昂贵,一起携带也十分不便,如果《年鉴》能在各个领域都精选、精编相关内容,则读者可窥一斑而知全豹;再者,编索引是为了提供一个指南针,交给读者一个查找资料的路线图,可以大大方便读者,删掉实在可惜。由此看来,现有的编辑部,服务意识有待加强。
  这一时期的《年鉴》,篇幅增加主要是因为广告、地方出版、文章这3类的扩充。这里说的文章主要是专论、理论与实践、出版人的访谈与评传。这些文章都属于一次文献,以1994年卷与2004年卷作比较,后者以上三部分所占页数是前者的12倍,而刊物篇幅,后者只有前者的1.1倍。
  一次文献的剧增,使《年鉴》可读性增强了,但是刊物整体信息量也在急剧下降。一次文献剧增,广告剧增,二次文献与三次文献剧减,《年鉴》的整体质量和实用性也就随之大幅下降了。
  三、选稿和编辑不够严谨
  首先从选稿上说,这一时期的《年鉴》颇多可商榷之处。例如:“记事”的条目中反映会议的比重过大;再如2004年卷中“出版物”栏的“书评选载”中,并列选了两篇关于《张居正》一书的书评(精装本第647-653页)两篇字数达2万余字。在如此严肃的官修年鉴中,为一部小说同时全文登载两篇书评,已属不该,更何况后面一篇还是与前一篇商榷,文中颇多引述前一篇观点,读来有重复之感;再如2002年卷的“图书、音像、电子”栏目的“综述”部分,转载了《中华读书报》舒晋瑜的两篇文章:《领袖文学图书渐成规模》、《历史小说出版势头正旺》。这位记者以新闻综述形式在《中华读书报》先后发这两篇文章,并无不当之处;但是,作为新闻报道稿,其视野的广度、深度不够,拿到《年鉴》中来做综述文章,份量就显得太轻了。
  再说编辑含量,2003年卷、2004年卷都有“每社一书”栏目,每个社推荐一本书,在这里进行简要介绍,是一种宣传展示;2004年卷还有“出版社自荐书目”栏,我以为这种做法不妥。因为“每社一书”搞平均主义,出版社无论大小,不分强弱,图书不分优劣,都来展示一次,违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原则,也不符合《年鉴》展示优秀出版物的初衷;其次,编排过程中没有按类别分类,杂乱无章,难以检索;再次,《年鉴》的编辑有责任选择有重大学术或社会价值的书,在刊物中展示,如此随便向出版社放权,每社展示一书,图书质量何以保证?编辑的职责何在?
  四、广告过多,商业色彩太重。
  前文广告部分有详细介绍,此处不重复。
  
  这里,我很有必要为潘、周两位先生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分别在中国版协和线装书局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分身乏术;现有的《年鉴》编辑部员工同时都是线装书局的员工。由此看来,编辑团队人人身兼二职,疲于奔命。在工作压力与时间压力之下,编辑《年鉴》难免萝卜快了不洗泥,也难免依赖地方编辑组;稿件来源方面就照登出版总署各领导的报告和各部门的工作总结,在业内媒体上找文章,剪剪贴贴。许多时候受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注释
  ① 陈原,1918-2004,广东新会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
  著名出版家,语言学家。中山大学工学院毕业,1939年初在桂林参加新知书店工作,1957年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1979年后曾任商务印书馆总书记、总经理、总编辑,《读书》杂志首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首任所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2004年获“中国韬奋出版奖荣誉奖”。
  ② 方厚枢,安徽巢湖人,1927年生,安徽内思中学初中肄
  业,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编审。从1943年开始,先后在商务印书馆、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等出版部门工作。1980年后曾任国家出版局研究室副主任,文化部出版局编刊处处长。从1980年起开始参加《中国出版年鉴》的编辑工作,先后任编辑部主任,主编,编委会副主任,顾问。并任中国年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顾问。
  ③ 刘菊兰,女,1970年毕业于镇江农机学院(现江苏工业
  大学)汽车制造与设计专业,1979年调到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编辑室,历任编辑室副主任、主任;1993年调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从事《中国出版年鉴》编辑工作9年,1995年任主编直至2002年退休。1999年被评为编审,曾任中国年鉴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年鉴研究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④潘国彦:浙江镇海人,1935年生,中共党员,编审。1951年参加工作,历任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科员、业务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国家出版局综合处副处长、新闻出版署秘书处处长、图书司副司长、《中国新闻出版报》副总编辑。1995年到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工作,历任第三届、第四届常务理事,党支部书记兼常务副秘书长。自2002年起,担任《中国出版年鉴》主编至今。已发表《白丁侃书》等著作200余万字。
  ⑤周兴俊:北京人,1945年生,1970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曾任民政部人教司科技干部处副处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办公室副主任,兵器工业出版社常务副总编,现任中国版协副秘书长,《中国出版年鉴》社社长、执行主编,线装书局总经理、总编辑。
  ⑥方厚枢、刘菊兰,《精心编校创特色——中国出版年鉴编辑手记》,《中国出版》1998年第5期。
  ⑦《张居正》,作者熊召政,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先后获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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