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

　　本文虽题为“中外古今之对比分析”，实际上只准备从一个维度——数量去描述和分析。在考察历史上书籍出版的数量时几乎仅涉及“种数”，这既是因为古代的“印数”更难考察，也是因为“种数”更代表了从古至今人类创造和积累的信息量。在考察我国近40年的出版状况时，将兼及种数、印数等。

　　1．中国的书籍统计

　　从先秦至清代，跨时3000年，其间又经历了竹简、帛书、纸张、抄本、印刷的变迁，要统计出这期间共出了多少种书籍实为艰难，且鲜有学者从事这一工作。因此辞书大师杨家骆40余年前对中国古代著作种数的统计既难能可贵，且至今尚后继无人。我们只有延用杨家骆的数字，从而对中国古代图书名数有一总的概念(见表1)。

表1 清代以前中国著作名数统计

　　必须说明的是，杨氏统计的是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全部著作之名数。他的根据是历代正史中艺文志、经籍志及清儒的补志志补。而经过历代难以计数的天灾人祸，很多著作未能流传下来。清代集中国图书之大成的《四库全书》中著录书仅3457部，存目书6766部，合计不过11996部。虽决不可以为《四库全书》将中国流传至当时的著作囊括无遗，但它收容量上的巨大缺口也说明了，古代的书籍传至清代时恐仅十存二三。在使用杨氏数字与外域比较时应记取此点。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历史上产生过众多著作的民族，即使有大量的遗失，也毕竟极大地不同于一个原本就只产生过少许著作的民族。书籍未能流传下来是莫大的损失，但它毕竟曾经产生过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汇入了后人的思想和著作中，即使它本身已不存在。因此，统计出全部著作名数，包括那些已不复存在的，在文化学的意义上仍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2．西方的书籍统计

　　自有史以来至19世纪未叶，西方世界出版书籍种数，也鲜有人作出统计。我们只勉强找到了当代学者麦克格雷对那时书籍种数所作的粗略的估算(见《信息环境的演变》，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85、86页)。他说：“古腾堡以前的若干世纪中，欧洲大约有3万种图书。古腾堡之后的150年，即到1600年，大约出版了125万种图书，1700～1800年，大约有200万种，1800～1900年，欧洲有800万种新书。”

　　但是，这位作者忘记了估算1600～1700年间的书籍种数，若根据前后发展估算为100万种左右的话，则总计起来，有史以来到1900年，欧洲共有图书1200多万种。

　　3．中西比较

　　综合上述两项统计，我们可以对同期中西方的书籍种数作出一比较(见表2)。

表2 20世纪前中西书籍种数对比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到，在15世纪之前，中国的信息储量几乎可以同整个欧洲抗衡，因此中国文化才赫然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而自1450年古腾堡印刷术发明后，中西在信息生产和储备上的势态急剧逆转。不仅当时的人们，甚至今天的历史学家们，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铅字、符号、图书量早已决定了19世纪中叶中西文明碰撞的结局。当西方人在书籍数量上占压倒优势后，它居于世界主流文化的位置，便只是时间问题了。至此我们不能不思考，在当今计算机、卫星大量传播信息的新形势下，中国应该如何动作以免重蹈历史复辙这一严肃课题了。

　　1．中国图书统计

　　清代以前中国图书名数在前一节中已作了交待。自1911年至1949年9月，我国共出版汉文图书10万余种(参阅《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49年至1990年，全国共出版图书(包括课本，不包括图片)63万种(不包括重印)。加上杨家骆统计的清代以前著作名数(18万种)，我国自古至今，共出版过图书约92万种。

　　2．世界图书统计

　　自1950年至1990年，全世界出版书籍大约2000万种。

　　上节说明，1900年以前，西方世界出版书籍1200多万种。再加上1900至1950年世界出版书籍(估计近1000万种)，以及1900年以前西方以外地区出版的书籍(估计200万种左右)，我们估计全世界有史以来共出版过书籍超过4000万种。

　　3．中国与世界之比较

　　有史以来，中国共出版书籍约92万种(未计算大陆以外的华人世界)，世界共出版书籍约4000万种，中国书籍占世界书籍的2．3％。

　　书籍种数是一个民族出版与文化发达繁荣最重要的指标，而书籍的印数则是仅次于种数的。反映出版的繁荣与文化的普及的又一重要指标。

　　中国1949—1990年出版业的历史中出现了种数与印数的两次剪刀差，前次以十年动乱的高潮1967年为代表，表现为印数高、种数低的巨大反差；后次正发生在当前，且未有回收之势，表现为种数高印数低的反差。这两次剪刀差后面的原因是深刻而耐人寻味的。从大的发展趋势上看，种数增多，平均印数下降，带有某种必然性。

　　但是，这种多样化的趋势及其导致的近年来书籍种数的增多，可以解释80年代初叶书籍印数较之70年代的下降，却不能解释1985年以来种数与印数，剪刀差日益加剧及总印数、印张的全面下跌。这种下跌另有原因在。那就是近年来我国的图书业正在从产品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我们还未能适应这一变迁。过去由于写作队伍狭小，由于出版盈亏由国家包办，我们的书籍市场无竞争，而今天由于信息渠道不畅通，实质上仍然无竞争，出版内容上重复极大。一本高质量的书籍打不垮同一范畴内一本低质量的书籍，因为渠道不通，使两者不能交锋。唯一的竞争只在挖掘新的选题。于是到处是浅尝辄止、粗制滥造。由于种数的激增与印数的暴跌增加了出版业的经济风险，进而导致了出书难——买书难的不可思议的困境。学术著作更是首当其冲。

　　中国出版业发展变迁中的另一重大特征是通俗类书籍种类与数量的激增。

　　这一变化的原因与近年来种数上升印数下跌的剪刀差之原因一样，同为图书走向市场，成为经济的产物。而书籍出版中通俗读物占据了压倒优势，更是中国图书事业自古未有之巨变。除去课本外，中国历史上的书籍出版中，从来是精英文化占压倒优势。宋明时代的话本、小说虽印数可观，但在种数及以种数为基础的总印数上不能与经史子集诸类精英文化的总量匹敌。今天，西方社会学家早就开始认真对待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终于也在中国泛滥。它们冲击，压迫着精英文化，对后者构成严酷的挑战。

　　中国图书业在发展，中国图书业也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战，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有赖图书业养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正视和思考这一难题。

　　

　　注释：

　　①杨家骆原注：[1]各代收书范围互有不同处，已见前文。(2]篇卷互用。[3]约数。[4]非无卷数之书也，特于总数中未析出无从核计耳。

　　

　　

(摘自《科技导报》1992年第11期)

（据《中国出版年鉴·1993》，中国出版年鉴社1994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