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在革命根据地出版的陶行知著作-出版学术网

　　在陶行知著作的出版史上，有一本书的出版很特殊。它就是由延安新教育学会选编，1943年4月在延安出版的《行知教育论文选集》。这是唯一在革命根据地编辑、出版和发行的一本陶行知教育文集。而且，也是在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出版的唯一个人教育文集。

　　陶行知的教育著作在革命根据地受到如此非同寻常的礼遇，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陶行知及其所倡导的生活教育运动和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视。首先，这种重视来自于党的最高领导人。早在1939年8月29日，毛泽东在延安地区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结业典礼上所作的《抗战教育与小学教员》的讲演中就明确指出：“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1]（P135)

　　其次，这种重视也集中表现在革命根据地最高教育研究机构对陶行知及其思想学说所作的评价。1941年9月，在延安的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教育研究室，这是中共中央创办的第一个，也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教育理论研究机构。研究室主任由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兼任，研究人员有董纯才、张健、陈元晖等。下设3个研究小组：抗日根据地教育研究小组，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研究小组，敌伪教育研究小组。^{[2]（P524）}1942年2月24—26日，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召开陶行知教育思想讨论会，室主任李维汉在27日作了一个总结发言，题为《陶行知教育思想讨论的结论稿》。对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理论做了总结性的评价。他指出：在政治上，五四以前的陶行知是资产阶级教育学者。五四以后，他经历了四个时期：五四后到1930年晓庄被封闭是第一个时期，他幻想用乡村教育来改造中国社会；晓庄事件之后至“一二·九”运动前是第二时期，他还希望以自己的温和的山海工学团式的普及教育运动去取得统治者的同情；“一二·九”运动开始后的第三时期和“七七”事变后的第四时期，陶行知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他已经正确地表述了生活教育的目的。所以，这个时期，陶行知在政治上，“基本上是新民主

　　主义的”。对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李维汉认为，受政治思想的影响，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他看来，生活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在第一时期里，基本上已经完成。第二时期，主要在方法上有新的发展(即知即传，工学团，小先生制和传递先生制)，那是普及教育的实践所促进。第三、四时期，在理论上有新的发展，主要的在于赋予生活教育以新的意义。生活教育理论上这些重大的发展和进步，是生活教育发展的第三、四时期中，陶行知政治思想前进的结果。如果没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就不可能有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观。因而，他的结论性的意见是：尽管生活教育理论还存在缺陷，它的理论和方法中有些问题还需要商榷，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和发展，但从总体上说，生活教育理论属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3]（P830-837）}

　　最后．这种重视也反映在当时革命根据地教育行政领导人对陶行知的推重。徐特立曾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第一任厅长，他在多种场合，多次撰文推重、介绍陶行知及其学说。如1942年3月15日，他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撰文，认为生活教育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是针对中国的病症下药。因而是实际的，同时又是革命的。这种实际的和革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要求边区的教育工作者不要脱离生活，而应该结合边区实际和生活环境，“实现生活教育”。^{[3]（P838-841）}

　　不过，决定编辑《行知教育论文选集》的直接动因则是庆祝生活教育运动15周年。1940年9月15日，在延安的生活教育社社员正式成立了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其目的是为了研究教育理论，交流教育工作经验，帮助边区政府推行普及教育运动。这是生活教育社创立后成立的第一个分杜。1942年3月15日，是晓庄师范学校成立15周年，也是生活教育运动开创15周年。为了纪念和庆祝这个重要的日子。在此之前，徐特立、范文澜代表延安新教育学会，曾专门致函陶行知，除了向他和生活教育社表示热烈的祝贺，对陶行知的教育业绩和教育理论表达真诚的赞赏和崇高的敬意外，还明确表示：“目前本会同仁正在研究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际；并决定编印先生的教育论文选集；以资宣扬生活教育的进步主张。”^{[4]（P933）}同时，也表达了希望与陶行知和生活教育杜以及全国教育人士携手并进，共同为中国新教育的建设而努力的强烈愿望。在此之后。3月17日，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新教育学会又联合在延安大学礼堂举行纪念大会，出席者有中央宣传部、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边区教育厅、延安大学师范学院、边区师范、保育院等机关学校代表200多人。会议由董纯才简述生活教育运动的历史，张健介绍生活教育学说，最后还分发了由新教育学会草拟的生活教育研究提纲。徐特立和李维汉两人在大会的报告中，“一致号召全延(安)教育工作同志，要虚心的热烈的来研究陶先生的学说”。^{[3]（P843）}

　　当然，编辑《行知教育论文选集》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和借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以推动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教育。这在该书编者于1942年3月10日撰写的“序”中说得很明白。序言称：“近几十年来，中国兴办教育，不是东抄袭日本，就是西仿效欧美，很少能根据本国情况来创办教育事业的。但近一二十年来，陶行知先生从事教育事业，却一反积习，不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反对‘老八股’，并且还进而反对‘洋八股’。反对在教育事业上的‘仪型他国’，积极主张要根据本国国情来改造中国教育。他倡导‘教学做合一’，认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创立了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际。陶行知先生的这种教育学说，含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于破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教育与奴化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力量，同时也就是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因此本会特将陶先生的重要教育论文选辑成册，以供教育界同人研究教育之参考。”

　　《行知教育论文选集》的选编者是延安新教育学会。这是一个在1942年1月18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团体，其宗旨“在团结全国教育界人士，以谋中国新教育理论以实际的建设，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完成。”^{[4]（P933）}理事长为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副理事长为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从现有资料来看。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是张健。他当时是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的研究员。对此，张健同志曾有很详细的说明。他回忆说：在延安，为了发展解放区的教育事业，主要是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还参考国内各个教育学派的观点。我们觉得陶先生的教育思想最进步，搞农村教育，对我们帮助大。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管这个工作，副部长徐特立、李维汉认为陶先生的教育论文有参考价值。我当时是党中央机关的研究院教育研究室的研究员，又是陶先生的学生，所以让我编选《行知教育论文选集》。^{[5](P442-443)}

　　《行知教育论文选集》选录陶行知重要教育论文33篇，它们分别是“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我们的信条”、“天将明之师范学校”、“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从野人生活出发”、“‘伪知识’阶级”、“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答操震球之问”、“湘湖教学做讨论会记”、“艺友制师范教育答客问”、“生活即教育”、“古庙敲钟录”、“教学做合一之教科书”、“从穷人教育想到穷国教育”、“普及教育运动小史”、“小先生”、“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什么是生活教育”、“生活教育现代化”、“普及大众教育”、“生活教育之特质”、“中国大众教育问题”、“育才学校创办旨趣”、“生活教育目前的任务”、“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我的民众教育观”、“谈生活教育”、“育才二周岁前夜”。后来，又附录文章3篇：“陶行知先生谈社会大学”(1946年3月30日第27期重庆《民主星期刊》“郭方伦访问记”节录)、“民主教育”(录自1946年5月25日第2期《文汇报·教育阵地》)、“陶行知先生写给育才师生最后一封信”(据新华社延安1946年8月14日电)。《行知教育论文选集》1943年4月出版后，深受欢迎，广为传布。1947年2月曾再版。几个月后，1947年9月，又由大连大众书店印行第3版，全书共314页，本文插图即为该版封面。

　　《行知教育论文选集》在战争年代的革命根据地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不仅是陶行知著作出版史上的一则佳话，而且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对陶行知及其教育学说的重视，以及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曾对革命根据地教育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随着岁月的逝去，时止今日，尽管收藏《行知教育论文选集》的单位和个人已经不多，知道或者读过这本书的人恐怕也是寥寥无几。但是，它是陶行知研究史上，特别是陶行知著作出版史上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值得我们去回眸、咀嚼和品味。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便写下了以上这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