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木文 刘杲

　　1982年至1986年，我们与边春光同志在文化部出版局共事。他的猝然辞世使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缅怀我们一起工作的四个春秋，深深地感到春光同志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并发扬的优秀品质，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他那种革命的原则性和坚定性。

　　一个人是否具有革命的原则性和坚定性，只有在必须对大是大非问题进行抉择的时刻，才能显示出来。春光同志正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这样的关系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命运和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地体现了他革命的原则性和坚定性。

　　1983年1O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地指出，现在理论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并明确地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在清除精神污染时，春光同志明确提出，精神污染要清除，出版事业要繁荣。他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结合出版工作的实际，提出了完整的指导性意见。后来整个清除精神污染的工作夭折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次抬头。1984年底，出现了今后不再提清除精神污染，不要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说法。同时，一些人歪曲“创作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出什么，就得发表什么”。风刮得很厉害，很快波及出版界。有的人指责出版部门不为“创作自由”开绿灯；有的人对出版行政管理进行攻击。面对这种情况，春光同志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985年4月在北京西山召开的全国出版局(社)长会议之前，春光同志针对着歪曲“创作自由”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明确地提出编辑要把关。作家有创作自由，并不等于作家写的任何作品都应当发表、出版。一个作品是否发表、出版，是有选择的。编辑负有选择的责任。选择的标准是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党的方针、政策。编辑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要把关，实质也就是要求编辑，也就是出版社，坚守社会主义的出版阵地。后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我们许多思想舆论阵地丧失了。在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之后，经过回顾和总结，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坚守社会主义出版阵地的重要性，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编辑把关的重要性。

　　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出版社总编辑会议上，春光同志针对当时“一切向钱看”的思潮浸蚀出版队伍和一些出版物质量滑坡的情况，鲜明地提出了“三个坚持”：

　　“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党的出版方针；

　　任何时候出书都要坚持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出版工作者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三个坚持”的提出，对于端正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增强出版界执行党的出版方针的自觉性起到了正确的导向作用。这“三个坚持”是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相对立的，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春光同志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最高准则，决不因气候的变化和外界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政治信念。只有坚定这样的信念，才能在一种错误思潮袭来的时候，敢于独立思考，迎头顶住；只有坚定这样的信念，才能在政治风云变化中把握住航向。在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后的今天，这一点显得尤为珍贵，尤其值得我们牢记。

　　

(原载《出版工作》1990年第2期)

（据《中国出版年鉴·1990-1991》，中国出版年鉴社1993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