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学术网 收藏本站 
设为首页 
关于我们 
  出版学术网文章辑览 → 正文

4论《年鉴》的“官办民用”
(2006-5-25 16:08:33)
出版与近代文明

  王建辉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4
  《出版与近代文明》是作者的近代出版史论专著。本书既有学术大视野下的宏观研究,也有近代出版史的微观研究。
  河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联系电话:0378-2825001

    
  4.1 对“官书”的思辩
  《年鉴》自诞生至今,始终是在新闻出版总署领导下,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所以它是不折不扣的“官书”。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出版业正在井然有序,而且是坚定不移的进行着市场化的转型。图书也是商品,中国出版年鉴杂志社也是企业,也必须依靠市场来求得生存,赢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以上的认识,与《年鉴》官办的身份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冲突,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一番思辩,来厘清官办与市场的关系。
  
  无论如何,《年鉴》必须坚持官办。这是它健康发展的基础和保证。
  首先,官办可以保证《年鉴》正确的发展方向。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必须对出版业进行严格管理和正确引导。作为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出版业必须坚持“两为”方针和“双百”方针;作为反映中国出版面貌的权威工具书,《年鉴》必须坚持党的宣传路线,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也要通过出版法规、文件的公布,来体现法律的威严。所以,《年鉴》必须坚持官办官修。
  其次,坚持官办,使《年鉴》在人员、资金、发行、广告招商等方面有一定的保障,有利于《年鉴》的生存与发展。
  再次,坚持官办,可以保证资料的准确性与权威性,也可以有效扩大获取资料的范围,还可以广泛动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资源,增加刊物信息量,方便读者。
  但是,官办又是一把双刃剑。对“官办”二字的理解一旦发生偏差,副作用就会表现出来。这些副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盲目追求外观华美。
  《年鉴》25年的生命历程,从外观上来说,是丑小鸭向白天鹅蜕变的过程。起初的《年鉴》从用纸到印刷装帧都很朴素,1988年卷甚至全卷没有一个彩页;1997年卷内文纸用纸规格提高,纸更白更柔韧;2002年卷可以说是外观上的一次突变,内文纸用纸规格再次提高,由2001年卷的70克双胶纸变为90克轻涂纸,开本由普通的16开变为大16开国际开本,彩页(含广告)由2001年卷的80个页码变为226个页码,猛增近两倍!此后几卷基本保持了2002年卷的外观模式,总之,从1997年卷起,《年鉴》外观从“轻、薄、小、素”逐步变为“重、厚、大、华”。书是漂亮了,可是读者阅读和携带却越来越不方便了。2002年卷改大16开后,我们学院资料室的书架上,《年鉴》就无法直立了(因为书架两层之间高度不够),只能横放或斜立,很不方便。随着《年鉴》越来越厚,越来越豪华,印刷成本的上升,直接导致定价的快速上升。请看下面《年鉴》定价变化图:
卷次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定价(元)
60
80
80
88
98
98
150
150
180
245
245
  
  
  从折线图上我们可以看的确更直观:

   

  定价在10年中上涨了300%多,直接给购买者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使个体读者望书兴叹,使条件稍差的团体购买者思之再三,持币观望。总之,高定价直接限制了《年鉴》在潜在读者中的购买与使用,降低了它的社会效益。
  编辑团队似乎认为,《年鉴》的“官身”需要一身华袍来包裹,否则无法显其威仪。官修书在外观上不应该太寒伧,这一点我同意,但动辄大开本、多彩页、高定价,只会拉大与普通读者的距离,影响《年鉴》的购买与使用,效果适得其反。
  还是孔夫子说的好:过犹不及。
  第二,政治性内容过多。
  《年鉴》中政治性内容一般集中在四处:开篇彩页、特载、专论、图书评介,而且尤以特载与专论为多。有的卷次在特载与专论中,先是中央领导对出版业的关怀或指示,然后又是中宣部领导讲话,再到新闻出版署领导的文章……这些文章看上去五光十色,但对于工具书来说,其中信息浓度很低。
  作为官修年鉴,当然要体现政策导向性,但兵不在多而在精,政治性内容不在于篇幅大,而在于所选内容导向性强、见识超卓、信息量大。
  第三,反映宏观与上层的内容过多。
  《年鉴》是官书,反映上一年度出版业大政方针、大事要闻,以及法规文件、理论探论等等。《年鉴》从主办单位到人力、物力、财力及运作手法,都对官方有相当程度的依赖,但是不应该认为官书就该拿“官银”购买,供官员使用,读者对象天然狭窄;也不应该认为只要占据“官场”就算是满足了社会需要。
  我国的许多年鉴就是因为官书意识太浓,内容讲求宏观、综合、高层次,不愿意吸纳时效信息,也不考虑开拓读者面;这种错误倾向的另一个表现是总结、上报的东西多,评功摆好,眼睛向上,忽视普通读者。这样的年鉴容易走进以下的怪圈:
  官书意识→发行量小→生存与发展艰难→依赖官方→官书意识浓烈。很显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第四,语言与表现风格过于单调、死板。
  我国年鉴的文风继承了史书、方志的特点,条目讲究范式化写作;又因官书的性质,文风上总结报告式的痕迹很严重。《年鉴》的文风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往往严肃有余,生动活泼不足,可读性较差。政府报告式的语句主要有以下几种:①从标题到内容都是一个单位、部门或一项事业的总结;②一个条目中包含的内容繁杂,往往用“一是”、“二是”、“三是”的表达方式,千人一面;③空话套话多,往往是“按照XX的要求,以XXX重要思想为主线,坚持以XXXX理论武装头脑,我们进行了以下工作”,然后大一、二、三、四,小1、2、3、4,一副“党八股”腔调,可读性不强。唯一让我眼前一亮的,是《年鉴》2002年卷“2001年出版社社庆”栏目中,人民文学出版社50周年庆典的附文《永远的朝内大街166号》(作者庄建),感情真挚,语言平实,读来余香满口。现摘其开头一段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创建50周年征集的一篇篇文稿,铺陈在我的目前,细细读过,采访中曾经无数次去过的北京东城朝内大街166号那座青砖砌墙、绿藤蔽盖的建筑,似乎有了生命。这座对新中国文学事业有着特殊意义的建筑,它的旺盛的生命,是由与这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出版社、作家、编辑和他们培育的著作赋予的。一部部流芳中国文学史的佳作诞生在这里,犹如一块块砖石,构建起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大厦。”
  第五,反映问题的内容偏少,削弱了年鉴的鉴戒价值。
  鉴者,镜也,可使人正衣冠,明得失。《年鉴》该适量刊登些对业内违规者的处罚决定,以为作奸犯科者鉴;刊登些选题与经营失败的案例,供业界同仁思考借鉴。
  以上五种表现,究其根本,是《年鉴》的编辑团队未能对服务对象进行准确定位而产生的。《年鉴》的服务对象应该如2002年卷《编辑说明》定位的那样:“适合新闻出版工作的领导者、研究者,从业人员和所有关注新闻出版的朋友查阅、研读。”其实作为专业性年鉴,《年鉴》绝大部分的读者还是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一般员工,如果“官书”意识太浓,脱离了他们的需要,《年鉴》就无法取得最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由此,我们可以给本节的思辩作最后的总结了:《年鉴》官办是必要的,官办是为了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与舆论导向。官办不等于官气,也不等于官用。官修的《年鉴》依然应该把主要的服务对象定位在普通的新闻出版从业人员,贴近他们的工作现实,满足他们的使用需要。
  
  
  4.2 增强《年鉴》实用性的方法
  在思考了《年鉴》“官办”的正确内涵之后,我们来探讨“民用”的含义。
  我觉得“民用”有两层含义:第一,在读者对象的定位上,不唯上,不唯官,主要为新闻出版业的普通从业人员服务;第二,编辑过程中,时刻想着方便读者使用,从外观、定价到内容与表现形式上,都力求切合读者的使用需要。
  外观与定价
  我国年鉴价格普遍偏高,这是我国年鉴难以普及的重要原因。《年鉴》近10年来价格飙升的直接原因,是外观越来越豪华,开本与体积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照这样的趋势下去,《年鉴》可能陷入如下一个恶性循环:
  外观豪华→成本高→高定价→发行量小→读者范围狭窄→广告招商难→社会效益差→经济效益差→生存艰难→发行量小→单位成本高→高定价。
  可是,如果换一种思路,结果却可能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年鉴》是资料性的工具书,不是舞台上的华服;它就应该像是长在土里的花生,不以鲜艳的外表取悦于人,而以甘甜的果实给人以营养。对《年鉴》来说,它甘甜的果实就是实用性。《年鉴》完全可以降低内文纸的用纸规格,减少彩页,多出平装本,以大幅度降低成本,使定价接近读者的承受能力。这样可能局面完全不同:
  平装→成本低→定价低→发行量大→读者众多→广告客户多→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好→发展壮大→发行量大→单位成本低→低定价。
  两种做法所产生的效果判若云泥,孰是孰非一目了然。其实,我看许多年鉴也知道这两种思路的利弊,只不过走低定价的路子培育市场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实在没有勇气去做;再者,如今躺在官方这个外婆的摇篮里,发行与广告招商都依赖行政命令来做,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又何必去冒那个风险呢?
  我看《年鉴》切不可有这种小富即安的思想,而应该居安思危。当前,《年鉴》每卷定价245元,印3000册,实际发行只有2000册,每卷的广告收入都超过80万元,经济效益很好;但是出版改革的大潮席卷而来,日渐激烈的竞争迫使每个出版企业精打细算,他们会逐渐认清一个事实:《年鉴》的高定价直接导致了它今天这个十分可怜的发行量,发行量小使受众面不广,受众面不广使在《年鉴》做过广告的单位大呼上当,没做过的暗自庆幸;接下来,《年鉴》的广告招商就日渐艰难了;更何况,《中国图书年鉴》与《中国期刊年鉴》也在与《年鉴》争夺广告客户呢。所以,《年鉴》必须尽早改弦更张,走小开本、平装的路子。
  享誉全球的《世界年鉴》2000年卷的定价只是区区8.95美元,主要读者群是富有的美国人;《年鉴》2000年卷精装本定价150元(合18美元),主要读者群却是处在第三世界的中国出版人。这个鲜明的对比难道不该让我们深思吗?
  
  语言与表达方式
  我国年鉴的编撰受史书与方志影响很大,语言讲究凝练庄重,《年鉴》也不例外。对《年鉴》文风中的不当之外,上文已论及,此处不重复。唐代魏征直言敢谏,每每义正辞严,成就了他与唐太宗贤臣明君的千古佳话;同样是进谏,邹忌却拿自己与妻妾的家庭琐事来说理,轻松活泼,也能使齐王龙颜大悦,欣然授受。同理,官修工具书也不是非要板起面孔,不是时时处处都得庄重严肃。我看《年鉴》的文风完全可以清新自然些。不过这需要尝试。
  从表达方式来看,《年鉴》略显单一,主要表现在文字过多,照片(广告除外)、图表偏少;在图表中,方格表太多,折线图、柱形图、饼图少,使图表不直观,可读性差。例如:“概况”,一直以来采用了范式化写作方法,完完全全是文字,这些文字中含有大量的数据,为什么不制作些图表呢?殊不知“一图胜千言”?再如装帧设计评奖中获奖作品图片,登载在《年鉴》上既增加观赏性,又是一个好的学习材料;可是1996年卷后再没有登载过。
  在充分使用各种表现方式这一点上,我主张《年鉴》向国外同行学习。例如日本的《世界百科年鉴》1992年卷,各部分除条目外,在“特辑”一栏附有照片24幅,图表4张;在“专栏”下的“百科年表”类中有照片15幅;“人物”类中配肖像94幅;“流行词汇”类收漫画15幅;“年度汇录”栏配照片112幅,表格325张……全书共收图表300多张,照片300多幅。穿插在条目之间,使行文显得生动多变,又直观易懂,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年度特色
  《年鉴》每年一般10月、11月才出版,时效性较差,而且上世纪90年代初还有过比较严重的拖期现象。对年度特色的反映,《年鉴》很注重每年的纪念活动,但对新形势的反映一直做的不太够,影响了它的可鉴性。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与其他行业一样,发展日新月异,每年的新事物,新观点如星河灿烂,有意识的设立恰当的栏目,以恰当的方式反映年度特色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年度十件大事”、“年度畅销书”、“年度风云人物榜”描述年度弄潮儿的风采,绝对是吸引眼球的内容;“年度潮流观察”,“年度观点”、“年度反思”栏目可以登载有份量的文章,对业界潮流,思想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带给读者理性的思索;“年度鉴戒”既可有运作失败的案例供人借鉴,又可以将业内作奸犯科者无情曝光,体现法律的严峻,以儆效尤。
  
  内容实用性
  要实现“民用”的目标,内容的实用性是最主要的。我看《年鉴》应该办成“四库一书”,即资料库、信息库、决策库、知识库和工具书。我这里所说的“库”,是指要有一定的体量规模,不是点缀,而是成为体系。
  具体而言,《年鉴》应该建立以下4个体系。
  1、专业知识体系
  首先是出版的专业基本知识体系的建立。《年鉴》涵盖了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和发行,还涉及到印刷业,如此多的部门,如此多的环节,有大量的专业知识包含其中。如果《年鉴》有计划有步骤的将这些专业知识登载出来,可以体现自身的独特性、广博性和亲民性。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时,社里曾编过一本《编辑校对实用手册》,当时只是作为广西新闻出版界的学习材料,并没有公开发行。可是,后来许多其他省市的同行给我打电话索要这本书。由此可见,《年鉴》若建立专业知识体系,是会受欢迎的,很可能成为它的新卖点。
  其次是新知识体系的建设。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迫使每个人不断学习新知识。《年鉴》的编者也必须适应这一形势,辟出专门栏目来,有一定规模的、醒目的反映新知识,如新发布的标准、符号、代码、标志、专业用语、网络符号等等都应尽量全面、快速的介绍给读者。另一方面,可以学习国外年鉴的方法,给读者推荐新书目,并对每一本书做生动而恰当的评介。
  2、实用便览信息体系
  这个体系主要是三大名录,即人名录,机构名录和图书名录,要求做到准确、及时、精练。
  3、学术研究情报体系
  在《年鉴》中,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书评文摘与书评索引、出版工作报刊资料索引等。
  出版业内的报纸、期刊和学术会议是学术思想发表和交流的园地,也是《年鉴》丰富而宝贵的情报资源。《年鉴》编辑们应将这些情报进行加工、整理、存储以供读者使用。
  这些索引逐年积累起来,会形成巨大的数据库,如一张大网井然有序的将各种情报放在结点上,方便读者检索,从而推动出版科研的发展。
  4、动态信息体系
  这个体系包括的栏目有概况、综述、纪事、统计资料等等。这一部分要体现“民本位”,关键在于内容贴近普通读者。政治性内容尽量少而精,导向性强;概况与综述尽量描述发展潮流与趋势;纪事少选会议与上层条目,多记具体工作;统计资料少公布宏观数字,多透露中观与微观信息。
  
  4.3 《年鉴》产业开发的若干设想
  《年鉴》的产业开发,其实质就是开采自己这座宝矿,最大限度的利用自身的资源和优势。
  《年鉴》的优势在于信息的权威性和资料的丰富性:第一,《年鉴》由新闻出版总署主管,中国版协主办,编委会成员有署领导、版协主席副主席、署各司局负责人、各省市出版局领导,如此强大的编委阵容,彰显了《年鉴》尊崇的地位,同时保证了各种资料的权威性、准确性;第二,《年鉴》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报纸、杂志、图书、音像、电子出版、印刷等许多领域,拥有浩如烟海的信息资料,将这些资料巧妙组合,可以产生巨大的效益。
  《年鉴》的产业开发,应尽可能由“官本位”调整到“民本位”,一切经营都以满足读者工作需要为出发点,提供尽可能实用的信息。
  
  《年鉴》的产业开发可以有如下几种选择:
  分册编辑,结集出版
  出版业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在一个个不同的细节市场上进行的,比如教辅市场、教材市场、文艺书市场、计算机图书市场、英语图书图书市场等等。每一个在这些市场上拼搏的人,都需要自己所在市场及时、准确的信息来作经营决策的依据。但是,在一卷综合本《年鉴》中,不可能有“教材市场”、“文艺图书市场”等等诸如此类的栏目,只可能一两篇概况或综述,加在一起不超过两万字;而且以宏观信息居多,不太可能有分类、分项、分地区的详细的微观层次的信息。这样的《年鉴》实用性差,读者读来如隔靴搔痒。
  分册出版的方式可以解决以上的问题,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分册编辑,集成出版就是将综合性年鉴与专门性年鉴的优势集于一身,取长补短。《年鉴》完全可以出版一些分册,如教材教辅类、英语图书类、考研图书类等等,每个分册信息就非常密集、非常微观,对出版者、作者、读者都很有参考价值。
  如果政策允许,可以每年多出版些分册,年终结集出综合卷;如果政策不允许,也可以以增刊、附刊、内部刊等形式出分册。
  在这方面做得早的是《海南年鉴》。他们自1993年起就开始实行分册编辑,按市场之需,有时一年分9册,有时6册,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房地产、金融、旅游3册。他们的这种做法,为政府的科学决策,为百姓的购房、投资理财都起了参谋作用。虽然后来他们由于条件的限制,改回到一年一册,但这种模式还是值得《年鉴》借鉴。
  
  开发相关图书
  《年鉴》是期刊,但是一样可以与出版社合作,利用自身丰富而且权威的资料信息来出书,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
  第一,开发供业内人士学习的书,打破时间界限,体现信息的主
  体性、纵深性。如《中国近5年报纸版面设计精华》、《21世纪中国图书装帧设计获奖作品选评》,《中国近年新闻出版法规司法解释》等选题,应该是不错的设想。
  第二,出版供业内人士使用的便览性工具书。例如《年鉴》2002年卷的“新闻出版单位名录”,如果再详细些,就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还有如将每年的“新闻出版统计资料”巧妙组合,再尽量多加入些中观、微观数据汇编成书,也会很有用。
  第三,出版供广大读者、研究人员使用的图书。研究人员需要索引,需要图书目录和简介。但是买一本《年鉴》太贵,而且其中有许多信息与自己无关,似有捆绑销售之嫌。所以如果将图书目录和简介,以及报刊资料和书评的索引,分成几个大类,每个大类由近3年或近5年内的资料汇总而成书,也会非常有用。还有些读者,面对茫茫书海,自叹时间太少,钱包太小,编一些文字简洁、信息量大的概览性图书,也会受他们欢迎,例如《2005年获奖长篇小说概览》。
  
  利用权威性搞品牌建设
  《年鉴》可谓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天子门生”,其尊崇的地位与信息的权威性是勿庸置疑的。《年鉴》就要利用这种地位来引领学术潮流,进行品牌建设。
  具体的做法是利用《年鉴》中的“新闻出版工作论坛”,挑动各种话题,与业内的报纸或期刊合作搞各种论坛、各种征文。这样既可以拉到赞助又可以培养知名度,一举两得。
  
  利用权威而且丰富的资料搞出版咨询
  《年鉴》以一年为期出版,信息的滞后性影响了它的使用价值,仅仅突出了存史、资政和教化的功能;而且每年都有大量有用信息,没有编入《年鉴》,造成了浪费。
  我觉得,《年鉴》社可以利用长期积累的资料信息开展出版咨询业务,具体做法是:
  第一,利用自身资料,还可以与开卷图书市场调查公司之类实体合作,随时随地收集各个图书细分市场的信息,进行加工整理,编成不同类型的电子数据包出售;
  第二,搞出版咨询服务,收费分年费和即时咨询服务费两种。年
  费包含的服务项目是每月定期按会员要求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的数据包;如还需要其它服务,则收取即时咨询费。
  第三,广泛建立各种专业人才(如各领域,各学科的教学也科
  研人员)的数据库,自己开发或者与出版社合作开发专业图书,进行有的放矢的销售;如果自己不开发,也能凭借数据库经营各种咨询和促销服务。
  
  
  注释
  1. 实用年鉴学,肖东发、邵荣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参考文献
  
  1.新出版观的探索,王建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王建辉自选集,王建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
  3.中国编辑研究,阙道隆等编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4.文化的商务,王建辉,商务印书馆,2000年。
  5.编辑学概论,向新阳,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
  6.出版发行学基础,罗紫初,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
  7.年鉴学概论,肖东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
  8.实用年鉴学,肖东发、邵荣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9.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初级与中级),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
  10.中国百年畅销书,徐丽芳、吴永贵等编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1.《中国出版年鉴》1980卷-2004卷,中国出版年鉴社编。
  12.《中国图书年鉴》1993卷-2004卷,湖北人民出版社编,主编柳斌杰。
  13.《中国图书年鉴》研究,赖洁玉,武汉大学2005届研究生毕业论文。
  14.中国出版改革发展20年的历史见证--《中国出版年鉴》创刊20周年感言,方厚枢,《中国出版》2001年第一期。
  15.精心编校创特色--《中国出版年鉴》编辑手记,方厚枢、刘菊兰,《中国出版》1998年第5期。
  16.六十书缘未了情,方厚枢,《出版史料》2005年第一期。
  17.历史回望纪事,方厚枢。
  18.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刘杲、石峰主编,新华出版社,1999年。
  20.There Was the Kingdom:Lila and Dewitt Wallace and the story of the Reader’s Digest,John Heidenry,Triumph Publishing Co.,Ltd,1993.
  
ID:1898 发布人: admin 点击:
【关闭窗口】
出版学术网版权声明
一、转载本站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本站保留对未注明本站出处的媒体采取法律手段的权利。
二、本站转载的文章,均已注明原出处,其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指出。
三、本站本着非营利、有益学习和研究的目的,向本站会员免费提供部分电子图书(PDF版)。如有著作权人或出版方提出异议,本站将立即删除,并将该异议通告全体会员,亦请下载的会员承担不予传播和马上删除的义务。
四、本站论坛中会员所发表的帖子、访问者对文章的评论,其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由作者本人负责其引起的后果及影响,本站不承担连带责任。
    © 2004 出版学术网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技术支持: [email protected]
【您是第位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