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出版的一生 ——回忆边春光同志-出版学术网

　　我们认识边春光同志，最早是在1955年。那时，他刚从华东团委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任党组成员和编委，不久又升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主管青年工作、思想修养读物编辑室和《农村青年》杂志社的工作。我们当时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他也刚到“而立”之年。尽管年龄只相差几岁，但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比我们要成熟得多。他脸上总是漾着微笑，喜欢不时地问长问短，有一种老区干部果断干练和团干部朝气蓬勃揉合在一起的特有气质，使人感到可亲可敬。

　　边春光同志来自山东解放区，长期做青年工作，从来没有涉足过出版事业。但是，他来中国青年出版社不久，就很快“进入角色”，先后审定出版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和《青年修养十二讲》等优秀青年思想修养读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自己还编写了《怎样做一个共青团员》一书，印数达到150万册。他的勤奋好学、钻研业务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当然，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编辑出版家的才华和品德，我们是在以后的长期接触中才逐渐认识到的。

　　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于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之后的第三个月。和我们的共和国一样，她也经历过一个艰苦创业和曲折发展的历程。开始是全面照搬苏联的经验，没有很好地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认真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客观发展规律。1956年以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强调出书要配合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忽视了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积累文化财富的任务；过分追求出书品种数量的增长，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不断的政治运动，又挫伤了许多编辑出版干部的积极性。因此，在建社近10年的时间内，尽管中青社先后出版了《牛虻》、

　　当时，全国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外部环境是严峻的，出版社内部也存在许多矛盾。但是，由于三年困难的惨痛教训，大家的头脑比过去清醒多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倡实事求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已成为这一时期的良好社会风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边春光同志经过周密思考，决定从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入手，带领大家认真探索出版工作的客观规律，为中青社的未来规划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根据上级领导机关的统一部署。边春光同志首先抓了两件在当时很有意义的工作：一件是对过去出版的图书逐本进行质量检查，按A、B、C、D四级分类，然后填表登记。图书质量检查分类的结果表明：中青社10年来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优秀读物，也出版了不少质量平庸、没有保留价值的图书。同时由于出书杂乱无章，即使是内容较好的图书，也很难成龙配套，系统地满足青年读者的需要。这就初步地加强了大家的质量观念和计划意识，引起了全社同志对于提高图书质量和加强出书计划性的重视。另一件是对过去图书宣传中的“共产风”和“浮夸风”进行检查，发现一些图书在宣传内容上的偏颇。例如，宣传某个公社“三年之后，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限将根本消灭”；宣传某些地方小麦亩产“从3215斤增长到7329斤”，等等。这次查书，又促使大家开始考虑图书应该有什么特点和如何宣传党的政策等问题。

　　就在这次查书之后不久，边春光同志专门召开会议，向全社同志提出了两个问题：(1)图书出版的基本任务是什么；(2)中国青年出版社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色?他先后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组织了全社范围的广泛讨论。最后在一次部室主任会上作了讨论小结。他明确提出，书籍和报刊都是党的宣传工具，但报刊是宣传上的“轻武器”，而书籍是宣传上的“重武器”；报刊比较适宜于宣传党的现行政策，书籍则应该侧重于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政策；书籍不但有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的任务，同时还有传播知识和积累文化的任务；中青社作为一个青年读物出版单位，应该从青年的特点出发，为青年提供政治思想和科学文化的系统知识，注意出书的稳定性、系统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以促进青年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我们都是当时会议的参加者，他的这席话，确实使我们在思想上豁然开朗，并且在此后的实践中越来越感受到这些基本看法的正确性。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春光同志作为一位编辑出版家的基本的编辑出版思想，在这时已经初步奠定了基础。

　　第一，他在社内第一个明确提出了“质量第一”的方针，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提高图书质量上来。当然，“质量第一”的思想不是60年代初期突然产生的，早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老社长朱语今同志的主持下，中青社已经开始注意控制出书品种，抵制了出书数量“大跃进”的错误做法。但是，把“质量第一”作为编辑出版工作方针提出来，则是60年代初期总结经验的一个成果。实际上，边春光同志提出这一方针，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他在一次编委会上说过，要真正解决图书的质皱问题，一要有严格的质量要求，二要有正确的质量标准，三要有适当的作者，四要有合格的编辑。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希望通过抓质量来带动出版社的全面工作的。

　　第二，他根据当时团中央负责同志的要求，在控制出书品种的同时，大力提倡抓重点书。用他的形象性语言来说，就是要搞出自己的“大盘莱”，为青年读者提供营养丰富、色味俱佳的富有青年特色的精神食粮。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社由50年代中期每年出版新书400种左右压缩到100种左右，用主要精力抓重点书的出版。结果，尽管出书品种大幅度下降，总印数反而增加了。1956年，全社出版新书和重版书625种，总印数4455．6万册；1965年，新书和重版书减少为149种，比1956年压缩77％，总印数却上升18％，达到5277．3万册。这说明，他抓重点书的思想，不但获得了全社同志的赞同，在实践中也已经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认可。

　　第三，为了保证出书的稳定性和系统性，他从1961年年初开始，用半年时间组织全社干部制订中青社的长远选题规划。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他首先组织编辑十部分几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青年读者、各级团委、有关宣传教育部门和各门学科专家学者的意见，先后召开了60多次座谈会，个别访问了126位学者和专家，然后把调查材料整理成40多份简报，印发全社同志参考。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各编辑部门分别提出选题草案，最后归纳制订出《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1967年基本选题规划》。规划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青年工作、思想修养、中国历史、世界知识、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革命回忆录和自然科学知识等部分，列题793种。同时还编制了《1961-1967年工农青年通俗读物基本选题规划》，列题364种。对于基本选题规划如何具体执行，他还提出了一个“基本不变、逐步调整、充实完善”的12字方针。这就把中青社的编辑出版工作，纳入了按照青年全面发展的需要、有计划有系统地为他们提供精神食粮的正确轨道。虽然这个规划由于后来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而未能付诸实施，但它作为一种编辑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已经为全社同志所普遍接受，为后来中青社编辑出版《青年文库》开辟了道路。其中有的选题如《历代文选》、《诗词例话》等，后米也作为《青年文库》的选题和读者见面了。

　　边春光同志不但善于提出正确的指导思想，而且能够以巨大的魄力和热情，组织出书要求和出书计划的贯彻实施。他主持全社工作以后，立即批准把长篇小说《红岩》列为全社的最点项目，并把作者罗广斌、杨益言请到出版社来，和编辑部一起研究修改方案，大大加快了工作进度，提高了书稿质量；修改稿完成后，又立即排印出来征求意见，最后由他终审发稿。在他的全力支持下，当时出版社对《红岩》的处理，真正做到了不惜工本、不惜人力。编辑部包括总编辑、编辑室主任和编辑在内前后共7人参加书稿的编辑丁作，集体讨论达15次，未定稿先后排印3次，从编辑工作到出版发行一路开绿灯。由于作者具有深厚的生活积累、优秀的艺术才华和充沛的创作激情，也由于编辑部的积极配合和支持，这部40万字的优秀长篇，于1961年12月正式出版，从清样签字到正式发行，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这部长篇出版后，从初版到现在一直畅销不衰，“文革”前发行400多万册，“文革”后又发行300多万册，总印数达到700多万册。《李白成》(第一卷)是全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出版这部历史小说是有一定风险的。边春光同志不但支持编辑部接受这部作品，而且把它列为重点书，把作者请到出版社来，尽量提供各种方便条件，让作者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创作和修改，最后经他终审发槁。小说出版后，获得了历史界和文艺界的一致好评，在读者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边春光同志的主持下，这一时期还出版了《朝阳花》、《风雷》、《枫橡树》等长篇小说，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陶铸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敢峰的《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金岳霖的《形式逻辑简明读本》、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常识》(共8册)和杨植霖、乔明甫的《王若飞在狱中》等一批重点书；同时也有计划地出版了董存瑞、刘胡兰、黄继光、向秀丽、雷锋、王杰等一批著名青年英雄人物的故事，发行量大都以百万计，影响了当时的一代青年和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1962年10月，由于《红旗飘飘》17集刊登的《古城斗胡骑》一义被牵连到所谓“反党集团”的事件中去，上级领导机关派出工作组进驻中青社，对《红旗飘飘》丛刊和几本凡尔纳作品进行全面审查，使社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审查一直进行了几个月，最后决定《红旗飘飘》停刊，凡尔纳作品停止出版，全社的出书重点转到政治读物和思想教育读物方面。边春光同志当时作为中青社的主要负责人，他所承受的政治和思想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一事件的发生而动摇自己对于青年读物出版工作的基本看法。他在组织政治读物和思想教育读物的出版中，仍不忘把提高质量和抓重点书放在首要地位，在出好政治读物和思想教育读物的同时，也没有放松适合青年需要的文艺读物和知识读物的出版。

　　1966年，边春比同志刚满40岁，正是他为党的出版事业效力的黄金时代。然而，就在这一年，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大动乱。他作为中青社的主要负责人，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和残酷的迫害，但他坚信党的正确路线能够战胜邪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1970年12月，他在落实政策后调陕西省工作。虽然这一时期他和中青社已经很少联系，但仍时刻在关心着中青社。每当有人出差陕西，他总要详细询问出版社的情况。我们也不时听到他在陕西省广播局和出版局开辟工作的一些故事。

　　1977年12月，他从陕西调回北京，先后主持中宣部出版局和国家出版局的工作，和我们有了业务上的领导关系，我们之间的接触又增多了。在这一阶段中，他对我国出版工作工作拨乱反正所起的作用，对我国出版事业的改革创新作出的贡献，以及他在坚持正确出版方向上的原则精神和积极态度，都使我们感到，他对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怀有深厚感情和深刻见解。尤其使我们感动的是，尽管他工作很忙，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中青社的工作，注视着中青社的发展。只要我们有事向他请教，他都经过周密思考后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中青社是他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关心着我国青年读物的出版工作，关心我国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1980年6月，中青社自然科学编辑室同志就全社《1981-1985年选题规划》自然科学部分如何列题请他发表意见。他开宗明义讲的第一条就是：“一定要下功夫研究确定自己出版物的特点，把特点研究清楚了，确定下来了，就不要轻易变动，这样年深日久，必有成果。”他建议“中青社的自然科学读物可以只强调两点，一叫知识性，二叫趣味性”，“在内容上要重点考虑三类书，一是基础知识读物，_二是科学家传记，三是科普文摘”。他还根据自己在陕西工作的体会，详细介绍如何确定读者对象，如何分析市场信息，怎样理解自然科学读物的思想性，为什么要重视基础知识读物的出版等等。他的谈话使我们感到，他不但时刻在关心着中青社的发展，对青年读物的出版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许多看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来的。

　　1981年12月，他在读了几期中青社图书宣传小报《青少年之友》以后，专门给编辑部写了一封短信，提出了三点建议：(1)刊物要反映和体现青少年读物的出书方针和特点，哪些书应该突出介绍要有所选择，能反映出党在一定时期对青少年的要求和教育重点。(2)图书评价要实事求是，既肯定它的价值，也指出它本来存在的缺陷。(3)刊物要反映读者的要求、呼声、建议和批评，密切与读者的联系，使读者感到刊物是自己真正的朋友。他还特别强调出版社要欢迎和接受读者来信提出的批评。他写道：“叫我看，假若10封来信有7封提出批评建议，那就好了，反之如果有7封是‘歌功颂德’，那收到的益处恐怕就小得多了。中肯的批评比空洞的捧场要好千万倍。”虽然这只是一封短信，但所接触到的，仍然是青年读物出版工作的一些根本问题。

　　1985年，在中青社成立35周年前夕，他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对中青社的“优点”和“特点”作了归纳，认为主要之点是：“从广大读者的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创作和出版富有教育意义的各类读物”；“帮助广大青年读者增长知识，使他们逐步成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有用的建设人材”；“不管出版什么书籍，都要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任何时候出书都不单纯追求数量，更不粗制滥造”；“广泛地发现作者，团结作者，同作者密切合作，在著译者的支持和帮助下共同做好出版工作。”这是‘种循循善诱的嘱咐，是在勉励我们继承和发扬中青社的原有传统。现在，这篇文章已经成为我们的老社长留给中青社的最后遗言而弥足珍贵。

　　从进入出版战线的那一天起，他始终对党的出版事业充满深厚的感情，不沦在胜利或困难的条件下，他都对编辑出版工作进行着“无悔的追求”，似乎编辑出版工作已经成了他的生命的组成部分，他的心一刻也离不开自已的事业。1986年12月，中青社的几位老同志聚会，祝贺朱语今同志的70寿辰，边春光同志也参加了。当时，他刚离开局长的领导岗位，退居二线，担任新闻出版署特邀顾问。我们都为他卸掉沉重的工作担子感到庆幸。因为他的心脏病从1979年开始已多次发作，经医生及时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实在不宜于担负繁重的工作任务了。我们都劝他从此静心养病，有时间可以看看书，写写文章，总结自己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再也不要过分操劳了。他表示要考虑我们的建议。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不当局长了，仍然在为我国的出版事业操心。只要下去，他总要跑出版社，跑书店，研究出版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他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以后，更把自己的重病置之脑后，提出了一整套出版科研的规划：编书，编教材，开展对出版工作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系统研究。在他去世前一个多月，还奔走于陕豫之间，为开好一次出版科研会议了解情况，准备意见。他的病残之躯一直超负荷地运转着，直到耗尽最后一丝精力，倒在自己的办公桌旁。他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是对我们这些后来者的无声的激励。

　　边春光同志14岁参加革命，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从来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中等和高等教育。但是，他勤于看书学习，肯于钻研业务，善于总结经验。在我们的长期接触中，除了读书，他几乎没有别的业余爱好；当工作出现问题碰到困难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总是到实践中去寻找正确的答案。勤奋好学和善于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使他很快成为编辑出版工作方面的一位专门家；使他的许多指导性意见提得十分中肯，而且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1964年4月，他利用干部理论学习培训班一个月的脱产学习时间，总结自己10年出版实践的经验，写成了《正确处理出版工作的十个关系》一文，论述了出版工作中的政治和艺术、质量和数量、重点和一般、理论和实际，以及出版社的作者工作、读者工作、干部学习等问题。今天看来，这篇25年前的作品，对于我们当前的工作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陕西省出版局的同志传说他在陕西省工作期间有这样一句名言：“什么事都找我，要你们干什么?什么事都不找我，要我干什么?”我们虽然没有亲耳听到他这样说过，但我们相信这是他说的活。因为他在中青社工作期间，提倡的正是这样一种明确分工、各负其责的工作态度。他善于出主意，用干部，该他负责的事，他总是经过深思熟虑，发表正确的意见，提出严格的要求，从不作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表态；对于该别人负责的事，对于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他也从不作过多的干预，放手让大家工作。他的这种领导方法，使大家工作起来一方面感到方向明确，要求具体，另一方面又感到工作顺手，心情舒畅。

　　他处事出以公心，不谋私利，待人正直诚恳，宽宏大度，尤其关心青年干部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提高。1962年4月，他在社内的一次会议上说过，“要把培养干部作为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有意识地培养人材。在现有条件下，要抓专业知识的学习，创造一种政治的、理论的、学术的自由讨论的风气，把社内学习和社外学习结合起来，在日常工作中积累知识。”人家都还记得，从那时起，他在社内专门组织了‘编辑工作经验交流会，交流工作经验，表彰那些在业务上作出贡献的同志，他多次参加为接受青年入党而举行的党支部会，对入党青年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希望。他使用干部总是从大处着眼，从工作出发，不计较个人恩怨，使许多干部工作上各得其所，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的关怀和帮助下，中青社许多50年代和60年代的青年人，今天都已经成长为编辑出版工作的骨干。

　　在作者工作上他主张“以文会友”，通过正确处理书稿来帮助新作者，团结老作者。他在1961年一次讨论作者工作的会议上明确提出：“出版社和作者关系的好坏，根本的一条是处理好书稿。审读意见要无保留地提出来，要尽量提得中肯，又要采取和作者商量的态度，不要强加于人，而要接受作者的合理意见。当然作者的其他方面的困难，我们在可能的条件下也要帮助解决。”他还把发现和培养青年作者规定为中青社作者工作的一项重要作务。他的这些主张的逐步落实，使一批青年作者脱颖而出，通过在中青社发表处女作而步入艺术或学术的殿堂；同时也赢得了许多老作者的深厚友谊，为中青社广泛地团结新老作者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社内树立了搞好作者关系的良好风气。

　　边春光同志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艰苦奋斗了一生。他的猝然离去，使我国失去了一位有丰富经验的出版家，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良师和益友。在挥泪参加向边春光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归来途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对于我们的老社长的最好纪念，是学习他的高尚品德，继承他开创的事业和培育的传统，住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并流传下去。我们将以此勉励自己，并寄希望于中青社的未来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