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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对出版传播的控制体系与手段
(2006-11-23 10:53:16)
出版与近代文明

  王建辉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4
  《出版与近代文明》是作者的近代出版史论专著。本书既有学术大视野下的宏观研究,也有近代出版史的微观研究。
  河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联系电话:0378-2825001

徐枫
  控制作为宋代出版传播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基本职能上讲是在制定出版政策法规之后,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运用反馈、调节及各种行政和法规手段,保证稳定地实现既定的出版目标和计划的一种社会控制方法。
  宋代出版传播控制的体制形态,主要体现在集权控制上。宋代的集权控制体现在出版传播领域,主要是通过制定各种法令、条例,进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对违法者予以严厉制裁等方式,对刻书印刷活动实施控制的。
  宋代统治者对出版传播实施控制采用的方法主要是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
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是指宋代统治者通过颁发诏旨、制定律令及管理条例等,依自上而下的行政层次的贯彻执行,直接对各类刻书印刷机构进行查验和控制的手段。
  1.颁发诏旨,制定条例
  宋代统治者对出版传播的控制,首先就是通过颁发诏旨,制定有关条例来实现的。其主要特点是针对一定的刻书印卖情况,作出意义明确和内容具体的决定,传达给出版者、印卖者,使官方或民间的各刻书机构与印卖者有所遵循。这些条例、诏令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直接性的特点。如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颁发的禁印令,是针对当时“访闻”开封书肆多将各类事关国家机密的文字“镂版鬻卖,流布于外”而颁发的。综观宋朝历代有关出版的诏旨、法令,几乎都是缘当时情况而颁旨,据臣僚“上言”而“从之”,通过“访闻”而明令的。
  宋代封建统治者为了控制出版传播,曾经颁布过很多诏旨和法令,其中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七月二十五日由礼部拟定、皇帝批准颁行的对刻书管理的具体条例,颇值得重视:
  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杖一百。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
  这一条例是据苏辙使辽返回后,根据辽国竭力想刺探宋朝情况的事实,建议政府对事关“朝廷得失,军国利害,臣僚奏章及士子策论”之类出版物严加防范,勿使“流传北界”“泄露机密”而制定的。这一条例对刻书印刷的管理已较具体,不仅有对镂版传布的内容限制,还规定了具体的出版查验制度、对告发者的奖励制度、对违禁者进行处理的罚则、对处理非法出版物的机构的认定及量刑标准等。因而,它可被视为宋代对刻书事业施行控制、管理的纲领。以后的历次禁印令基本上是对这一条例的补充。
  2.事先审阅,预先控制
  禁印令不一定有效,事后毁版、惩治处罚的措施有时也不一定有用,控制出版传播的有效手段,还在于“预先控制”,即事先检查,防患于未然。对刻书印刷文籍实施检查制度,是宋代统治者对出版传播进行有效控制的重要行政手段之一。
  早在宋初,精明的统治者就已认识到,只有在图书出版前对雕版印卖即将出现的偏差有所察觉并及时采取查验防范措施,才能更有效地控制出版传播活动。因而,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宋代统治者就对邸报实施了“定本供报”制:“进奏院所供报状每五日一写,上枢密院定本供报。”其间虽有起伏,但一直沿用至宋末。至于对刻书印卖的事先查验制,从北宋到南宋,同样概莫能外。如: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七月规定;“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规定:“其雕印书铺,昨降指挥,令所属看验,无违碍然后印行。”同年七月强调:“欲乞今后一取圣裁,倘有可传为学者,式愿降旨付国子监并诸路学事司镂版颁行。”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六月规定:“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仍委各州通判,专切觉察,如或违戾,取旨责罚。”宁宗庆元年间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私雕文书,不纳所属详定即印卖者,杖一百。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三月从臣僚上言规定:“不经国子监看详及破碎编类有误传习者,并日下毁板。”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从臣僚上言,重申:“应有书坊去处,将事干国体及边机军政利害文籍,各州委官看详。”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了解到宋代对刻书印卖检查工作的一些情况:
  (1)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雕版印刷业自隋唐产生后开始进一步发展的时代,封建统治者对出版传播的检查制度,在宋代已逐渐形成,并成为统治阶级控制书籍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
  (2)宋代对图书刻印传播的检查大致分两种:其一,一级查验制。所有出版物在刻印前均须经有关方面“看详”、“看定”、“详定”、“看验”、“觉察”,认定无违碍后,方得以雕版印卖。宋代的出版制度严格要求所有出版物都须接受审查,否则不予刻印并予以严厉处罚。其二,二级查验制。即除了禁令时令不得刻印的书籍外,其他书籍须先由“选官详定”,认为有益于学者,方予以镂版付印,印毕后,往往还不能马上售卖流通,须送秘书省再次查验,无碍后方可入市传播。各选官“详定不当”,则“取勘施行”。宋代在一般情况下,多采用一级审查制,但有时也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二级审查制,如哲宗元祐年间即采用了严格的二级审查制度。
  (3)除了在镂版流通以前采用事先检查制外,统治者还在书市、书肆中随时采用事后追取查验“书坊见刻板及已印者”的方法。各州通判、国子监等也随时会对经“州委官看定”后已刊行的书籍“专切觉察”、搜寻;“掌印经史群书”、具有国家出版机构性质的国子监则是负责图书“搜寻”、“缴审”和“监督检查”的最高管理机构,从而把出版传播置于皇帝、国子监和各州委官的层层管辖之下,无论官刻这样的国家出版机构还是坊刻、家刻之类的民间出版机构,无一例外。
  3.奖励制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宋代对出版传播的控制不仅有严厉的行政检查制,有强制性的处罚手段,还包含引导、激励受控者,调动民众积极性的奖励措施,从而使整个出版业置于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
  宋代所颁布的有关刻书印刷的法令中,就有不少关于奖励举报者的条款。如: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诏:“许人陈告,勘鞫闻奏。”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七月诏:“告者赏缗钱十万。”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诏:“可检举行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开封府奏:“赏钱五十贯,许人告。”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又从臣僚之进言,诏:“许诸色人告,赏钱一百贯。”宁宗庆元年间所颁的《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许人告。”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七月诏:“委自帅、宪司严立赏榜,许人告捉,月具有无违戾。”
  依宋律制,并非所有违法行为均允许告发,告发要受许多限制。但宋代统治者为了达到控制整个雕版印刷和图书传播活动的目的,不惜屡屡下诏,“许人告”、“陈告”、“检举”、“告捉”、“严立赏榜”,等等。告发分两个方面,一是自愿告发,二是以优厚的钱财吸引人告发,奖金“钱十万”、“五十贯”、“一百贯”不等。可见,宋代统治者在运用行政检查时,还常常伴之以奖赏措施,使“立法禁勘”“看验校定”与“严立赏榜”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对整个出版传播系统进行行政控制的体系,以达到提高整个出版传播控制功效的最终目的。
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是指以法律规范和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各种行为规范为控制手段,调节书籍刻印传播系统内外各种关系的措施。法律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因而,只有统治阶级才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制定法律,并通过一系列强力机构,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强迫进行出版的个人或机构遵守。法律具有明确性、稳定性以及强制性和权威性,因而,它不仅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之一,书籍刻印传播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也必须由法律来确认和调整。
  在雕版印刷业繁盛的宋代,书籍在出版运行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急于锥刀”、“擅行印卖”的无序现象,干扰正常的书籍雕印传播秩序。尤其是内外矛盾交替的宋代,那些“笔之书”“锓之木”、“契之节”的文稿,借助雕版印刷往往可大量快速地复制,并迅速传布四方,因而,它对公众的影响力很大,如放任自流,必将危害国家政权和统治者的利益。对此,宋代统治者除了运用行政手段外,还运用法律手段来控制书籍雕印传播,规定各类刻书机构和个人都应在一定的法令许可范围内进行书籍的刻印售卖活动,任何超出和背离“见行条法”的私卖行为,都被视为非法,予以“科罪”。
  宋代还没有系统镂版专门的“出版法律”,统治者控制雕印传播的法律手段,主要通过“立法禁戢”,频频颁布各项有关刻书印卖的“告捕条禁”来实现对违法行为查缉惩处。这些法令是刻书与售卖者的行为规范,它规定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和禁止做什么,规定对合法行为的保护和对“违戾”行为的“责罚”,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对刻书印卖活动的控制体系。终宋一朝这样的律令颇多,如: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规定:“委开封府密切根捉,……勘鞫闻奏。”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闰十一月据臣僚上言规定:“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从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七月规定:“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杖一百。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四月规定:“荆湖南北路提点刑狱司,根究印撰之人,取勘具案闻奏”,印板“缴纳焚讫”。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规定:“告捕条禁颁降”、“贩卖、藏匿、出界者,并依铜钱法出界罪赏施行”。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六月规定:“追取印板缴纳”,“杖一百”。八月又规定:“并行追取,当官弃毁。”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规定:“毁板禁止。”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规定:“印造及出卖者与同罪”,“令诸州军毁板”。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六月规定:“当官焚毁”,“如或违戾,取旨责罚”。庆元二年(1196年)六月规定:“并行毁板”,“合行毁劈”,“当官劈毁”。庆元四年(1198年)二月规定:“当官焚之”,“仍将雕行印卖人送狱根勘,因依供申取旨施行”。同年三月又规定:“日下毁板”,“如有违犯,科罪惟均”。《庆元条法事类》根据不同违法情况分别规定用刑标准:“杖八十”,“杖一百”,“流三千里”。宁宗嘉泰二年(1 202年)七月规定:“有违见行条法,指挥并仰拘收”,版本“日下并行毁劈”。
  宋代统治者对法律十分重视。北宋建国之初,首先修订颁行了我国第一次刻印的刑事法典《重详定刑统》,并出版了作为《刑统》补充的法律条文《建隆编敕》,这类用以补充法律条文的敕、令、格、式,在宋代不断地被编集,并形成一种制度。《刑统》的法条,在宋代文献中称为“律”,属于长期固定的法典,而统治者针对新的社会矛盾,往往用诏敕补充新的法规。这类诏敕颇多,它往往也具有法律效应,但未能成为稳定的和普遍适用的法律。宋代有关图书刻印的法令,基本上以诏敕为主。
  宋代对违法雕版印卖者的法律惩处,主要有以下特点:
  (1)对非法出版物采取“毁板”。“毁劈”、“焚之”、“缴纳焚讫”等措施,从印版抓起,防止死灰复燃,再度翻印。
  (2)在宋代,县是基层司法机构,其刑事裁决权限于杖刑,州一级受理县一级呈报的徒以上刑事案件。科罪施刑主要有杖刑、徒刑、流放等,如“根捉”、“行遣”、“责罚”、“杖一百”、“拘收”、“送狱”、“流三千里”等。
  (3)从宋初到宋末,制裁渐趋严厉。由宋初一般的“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发展到“徒二年”;从“行遣”发展到“流三千里”;并且,增加了杖刑。从一般的“追取印板缴纳”、“缴纳焚讫”,发展到“合行毁板”、“当官弃毁”、“当官焚毁”、“当官劈毁”、“日下并行毁劈”,严行规定在官员监视下当众毁板,以杜绝任何隐匿流布的可能。这些都反映了雕印传播影响的扩大和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使统治者对雕印传播控制愈来愈严的历史情况。
  (4)宋代出版法令所制裁的对象不只局限于非法雕版者,“印造及出卖者与同罪”,且刑狱司还根究印撰之人。可见,宋代统治者对印书者、售卖者、撰写者同样立禁查处,严厉制裁。
  (5)执法有据,依旨而行。宋代有关违法刻书的量刑执法依据多为诏敕,如“取旨责罪”、“仰依前项朝旨焚毁”、“因依供申取旨施行”,依违法情况据朝旨所定予以定罪制裁。可见,宋代所援以定罪的法律已不限于律令格式,面对日益发展的书籍雕印业,皇帝的敕令已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图书刻印传播而言,诏救的地位显然优于相对稳定的刑法,这是因为诏敕往往是从特定的社会状况出发的,有关书籍刻印的法律都是依据当时社会矛盾及出版状况而颁发的,不似刑法那样属长期固定的法规,故处理事件更及时、更有效,更能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宋代有关出版的诏敕主旨虽都相同,但各朝禁令松严不等,并不稳定。如北宋末徽宗年间,边事紧急,政府腐败,刻书业混乱,统治者连颁数令,对非法雕印严加处理,或“告捕”、“并依铜钱法出界罪赏施行”、“印造及出卖者与同罪”,或“毁板禁止”、“令诸州军毁板”;南宋光宗年间,朝廷偏安江南,所颁法令则多属防范性质;宁宗时,主战空气高涨,刻书法令再度严厉。
  除了运用法律手段严惩非法印卖者外,宋代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官司纠举,严防官员失职,从而构成了一套严密的控制网。其纠举控制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反馈控制
  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没有健全的反馈手段,实现有效控制是不可能的。宋代统治者正是运用反馈信息去分辨、处理违法刻印行为的。宋代统治者为了纠察官吏过失,采取了两种纠举控制方法。一是自下而上的逐级申报制。为便于上级司法机关及时了解情况,宋代统治者规定各级司法部门须逐层向上申报情况,县级向州级申报,州级向路级监司申报,路级监司向中央申报,等等,如:“具已焚毁名件,申枢密院”,“取勘具案闻奏”,对已焚毁的印板都要记录并上报枢密院备案;已有了一定的法律制度及程序。并且,“月具有无违戾”,勘鞫“闻奏”、“讫具申尚书省”,“仍具数申尚书省及礼部”,随时将执法情况和检查结果反馈上级有关机构。二是自上而下的监督举报制,如“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对“不觉察官吏根究,重作施行”等等,并根据反馈的信息采取进一步措施。
  2.对特定事件的追查
  针对刻书业的新情况或某些特殊的、突发的刻书印刷违法事件,宋代统治者往往专门立案,严加追查、惩处。如宁宗嘉定年间,南宋偏安江左,为防金人误会及军机泄密,朝廷尤禁倡北伐、收复失地的文字印行,下令对书坊私雕龚日章、华岳二人著作的事件严加追查:
  近日书肆有《北征谠议》、《治安药石》等书,乃龚日章、华岳投进书札。所言间涉边机,乃笔之书,锓之木,鬻之市,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关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龚日章、华岳文字,尽行毁板。其有已印卖者,责书坊日下缴纳,当官毁坏。从之。
  又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六月国子监上言,也记载了宋代统治者对士人“语录”文集的追查行为:
  已降指挥,风谕士子,专以语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毋得复传语录,以滋盗名欺世之伪。所有进卷侍遇集,并近时妄传语录之类,并行毁板。其未尽伪书,并令国子监搜寻名件,具数闻奏。今搜寻到七先生《奥论发枢百炼真隐》,李元纲《文字》,刘子百《十论》,潘浩然《子性理书》,江民表《心性说》,合行毁劈。乞许本监行下诸州及提举司,将上件内书板当官劈毁。从之。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委开封府对京城“边机文字”或“肆毁时政”等雕印书籍的搜查、处理;对“廉州张寿之缴到无图之辈撰造《佛说末劫经》”的“根究”;对《太平纯正典丽集》的“追取”;对“不纯先王之道”等书籍的“禁弃”;对王安石《舒王日录》出卖的查禁,等等。
  3.对特色地区加强监察
  大多是加强对边境地区及刻书中心、京城传播中心等地区的监察。如宁宗嘉泰二年(1020年)七月,北伐声高,为防泄密,禁令特强调“沿边州军常切措置关防”;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王朝式微,边事日紧,禁令强调“治边州军仍严行禁止”;此外,诏令中特别指明的多为京师“开封府”及“福建路”、“四川路”并“临安府”、婺州“建宁府”等,因为这些都是当时的刻书中心及政治经济活动中心,在这些地区刻版印刷的书籍,传播的范围更大更广,故宋代统治者对这些地区的监察尤其重视。
  4.对全国性的诏察
  宋代统治者特别强调“诸路州军”、各“州县监司”、“各州通判”、“各州委官”,对违法刻书印卖事件予以“专切觉察”。
  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作为宋代对书籍雕印传播的两种控制手段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并在互动中保持各自特性,共同服务于统治者的出版控制。一方面,行政手段需要法律依据和法律手段的制约和配合,任何行政手段只能在朝旨、法令的允许限度内“取旨施行”;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司法隶属于行政,皇帝掌握最高审判权,因而,法律手段也同样需要行政手段的支持和配合,如对书籍的查验、对举报者的奖励等。在宋代统治者对刻书印刷业的控制实践中,这两者是互为补充的。
  综上所述,宋代统治者对书籍的刻印传播控制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控制体系也已初具规模,并与对邸报等新闻的控制思想与制度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初的大众传播控制思想与体系。这一体系在统一舆论,禁止非法出版物上政法并行,措施有力,且集中控制与等级控制互补,预先控制与反馈控制并用,控制思想与手段已较为系统。宋代统治者对刻书印卖活动的控制虽然对巩固皇朝统治、稳定政局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强有力的控制同时也钳制了人们的思想,与广大民众的意愿并不一致,因而,违令而行的“不法之举”此起彼伏,而积贫积弱的宋皇朝朝纲不振,外患频仍,也使一些政令成为一纸空文。历史地看,宋代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以及繁荣发展的刻书印刷事业所带来的大量出版物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介,无疑促进了宋代图书刻版印刷制度的形成和完善。“违法”案例的增加,又促使宋代出版控制法令规则的详备,所以,中国古代刻版印刷的法律制度、版权、出版权及最早的大众传播控制思想等大多奠基或发展于宋代,就不足为奇了。
  
(据《中国出版》1999年第2期)
ID:2119 发布人: zxf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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