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图书质量观-出版学术网

　　毛泽东对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对图书质量的重视。他不仅根据图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要求图书的编辑出版一定要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而且，毛泽东还根据图书具有时代性、传播性和历史性等这些特征，对图书质量提出了科学性、大众性和民族性等的素质要求，形成了毛泽东完整的图书质量观。

　　毛泽东对于图书质量要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建设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图书质量观，要求出版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贡献。注重调查研究，是提高图书质量的关键。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注重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写出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等光辉著作，而且还亲自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编辑出版《农民问题丛刊》，利用自己的出版物来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毛泽东特别重视党领导下的出版部门，要求它必须为党的各项工作出版高质量的图书。例如在1939年1月间，毛泽东看了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职务的李六如和秘书和培元合写的《陕甘宁边区实录》的初稿之后，写信给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的周扬说：“此稿……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盘改造，则全盘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2月15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毛泽东对图书质量所表现出来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是毛泽东从整个党的事业的高度对图书质量提出的具体的要求，也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1951年，毛泽东在刊物上读了李达的《<实践论>解说》之后，对李达的这篇著作十分重视，写信给李达鼓励他说：“关于辨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作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写些文章。”毛泽东在对李达进行鼓励的同时，对著作里部分不妥的地方作了“一点小的修改”，并指示李达“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表现了毛泽东对图书质量的严肃的科学态度。

　　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出版一直保持严肃的态度。例如毛泽东写于1930年春的《反对本本主义》，主张从中国国情出发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思想认识上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可惜在当时紧张的革命斗争中。这篇重要文章曾一度遗失。到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时，才在福建龙岩找到这篇文章的石印本。毛泽东重新见到这篇文章以后，曾经好几次谈到它。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写道：“这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同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又说：“这篇文章是1930年春天写的，总结那个时候的经验……忽然找出来，我是高兴的。”但是，毛泽东又说：“我不赞成现在发表，只在内容看一看就是了。”原因是：“因为讲的是当时民主革命的问题，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向看文章的人说明这一点。”他还再三提醒说：这篇文章发下去的时候，有些要解释一下，主要讲基本方法。民主革命时期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仍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要进行调查研究。一直到1964年，在党内许多同志的要求下，这篇著作才正式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中公开发表。发表时毛泽东还亲自写了一个批语“此文是在1929年写的，地点记不清楚。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寻乌县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毛泽东又在最后的定稿上加了一句十分重要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

　　毛泽东在提出图书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的同时，提出了图书质量的艺术要求。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具体行动，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图书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这种导向必须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毛泽东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个特性毛泽东解释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当王明在1940年继续用教条主义那一套来吓唬我们一部分同志的时候，毛泽东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具有民族风格的表现形式写出了《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章。与此同时，他还找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谈话，鼓励大家采用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作和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读物。